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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确认识涉农检察工作的当前形势，全力做好涉农检察工作，是执法为民检察工作的迫切需要。首先从四个方向着手，确立服务方向，加强对村民自治条例监督实施，规范惠农惠民资金监管流通渠道，主动接受内部和外部监督。深入推进涉农检察生活保障机制、涉农刑事检察工作机制、涉农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和检农对接机制四项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各项涉农工作，推动和谐新农村建设更上一个新台阶。
关键字：涉农检察 四个方向 长效机制

作为基层检察院，直接面对占全县人口80%的庞大农民群体，如何将涉农检察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农村和谐稳定，使社会长治久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为此，在认清当前形势的前提下，从“四个方向”做起，以“四项机制”为保障，深入推进涉农检察工作。
一、认清当前形势及推进涉农检察工作的必要性
一是正确把握时代脉搏。当前，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全力做好涉农检察工作，服务农村改革发展，是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迫切需要，是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是认真践行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检察工作宗旨的迫切需要。
二是更新执法理念。涉农检察工作，突出体现了检察工作政治性、人民性与法律性的有机统一，突出体现了服务大局和自身发展的有机统一，全面承载了党和政府、人民群众、法定职责对新时期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和期望，是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具体表现，是实现检察工作自身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是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彻底摒弃“无所谓”的思想观念；要准确把握服务三农的切入点，彻底摒弃“无所事事”的思想观念；要科学对待涉农检察工作，彻底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观念。坚持立足检察职能的原则，服务农村改革发展。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运用检察手段，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保障党的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改革发展。
二、狠抓四个方向
一是确立服务方向。把国家支农惠农资金使用、新农村建设和改造中的土地补偿、退“耕”还林、村镇建设以及新农合、农村低保、村镇换届中的贿选问题等关乎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领域作为案件查办重点，以此为抓手和突破口，推动涉农检察工作深入开展。
二是规范惠农惠民资金监管流通渠道。三农资金涉及面广，分配渠道和投资项目很多，涉及财政、林业、交通、土地等多个部门，要厘清涉农资金管理部门、分配渠道、投资项目、资金规模、运行程序和投资政策，做到有的放矢地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和办案工作。正确引导涉农部门把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制定切实可行的涉农资金审查方案，对惠农资金的监督检查做到摸清底数、建档归纳，对惠农资金、来源、款数、用途、去向等情况建立台帐，实施全程跟踪，重点调查，做到规范化、程序化使用。
三是加强内部和外部监督。主动向县委、人大、政法委针对涉农检察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专题汇报，县主要领导都做了重要批示并予以高度评价。针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与检察机关联系途径要及时、多样的要求，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定期将重大工作部署、工作实绩、工作经验第一时间进行通报，不定期邀请代表、委员参与调解民事案件，参与接访，开展听庭评议，巡视涉农检察工作，主动接受监督。
四是加强对村民自治条例监督实施。要确保村民依法享有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力，通过加强对村民自治条例的监督执行，杜绝“一言堂”现象的发生，使群众真正依法享有民主选举权力。在土地工程招投标、公益事业投资、干部工资发放和补助等方面，要监督开支名录公之于众，增进民主理财的透明度，依法让村民依法享有民主决策的权力，维护村民自治条例的贯彻实施，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三、深入推进涉农检察长效机制
一是深入推进涉农生活保障机制。创新思路，探索农村检察工作新思路、新方法，建立对三农问题运行监督机制的研究，不仅是执法理念的更新，更是执法方式、执法方法、执法实践的有益探索。要自觉增强“融入、服务、促进”的观念，真正把这项工作作为法律监督的重要实践，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作为落实党的惠农政策，为农民群众办实事的自觉行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主动性，着眼现实性，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为民解忧、解难、解困，营造稳定的治安环境和便民、利民的社会环境，努力在满足群众的法律需求中巩固、提高维稳能力，提高掌握运用党的农村政策的水平，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服务和保障民生，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上，为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提供法律保障。
　　二是深入推进涉农刑事检察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严厉打击破坏农村稳定刑事犯罪的工作机制，坚持严打方针，充分发挥批捕、起诉、民行、刑事监督等各项诉讼监督职能，与公、法等部门密切配合、加强联系，形成依法快捕快诉工作机制；对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犯罪案件，有关部门应立案查处而不立案查处的，要加大监督力度，依法予以纠正，构成渎职犯罪的，依法及时查处。加强与工商、农业、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的联系，建立行政执法与行使执法的衔接机制，重点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的农药、化肥、种子等坑农、害农案件。对于农民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经审查，认为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依法提请抗诉，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对土地、农业、质检、畜牧等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加强对基层组织多头执法、随意执法和不规范执法、滥收、滥罚、强制摊派、扰民、伤民等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确保集体和个人的权益得到维护；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对因邻里、亲属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而引起的轻微刑事犯罪，正确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三是深入推进涉农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立足职能，牢固树立以办案为中心的思想，深入查办涉农案件。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表现形式和犯罪特点多种多样，需要以全方位、多角度的视野去观察、分析、把握犯罪的规律，积极探索，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从涉案领域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征用开发和支农惠农资金管理领域较多。要紧紧围绕惠农政策措施的实施，着力查办严重危害农民利益、特别是党委政府关注、容易引发群众集体上访甚至群体性事件的犯罪。积极深入涉农资金投入规模大，犯罪易发、多发的领域，重点查办发生在土地征用转让、矿产资源开发、乡村道路建设、农村电网改造、生态环境保护、农业补贴、农村社会保障、粮农补贴等领域的犯罪，加大查办农村基层人员的职务犯罪，切实保障惠农资金、补贴款专款专用、足额发放。通过严肃查办涉农犯罪，保障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到位，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四是深入推进检农对接机制。立足实际、精心谋划，制定有力的措施。根据村情、乡情，把解决问题村、镇作为矛盾排查和调处的重点，切实解决群众对惠农政策不了解和反映的难点、热点问题。把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农村的每一个环节和角落，深入一线，实现与三农工作的有效对接，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容易接受的方式，把工作做到农民的心理，做到急难处，带着感情做好工作。通过接待信访、答疑解惑，宣传政策、法律知识和维权知识，提高农民的政策观念、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依靠群众，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关注农民的权益和生存状态，急所难，帮所需，自觉接受监督；注重保护农村干部，向基层党组织一线延伸。加强对乡镇站所和村级干部的法制和廉政从政、反腐倡廉教育，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的免疫力。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载体，普及预防知识，预防职务犯罪。通过检察建议等形式督促完善“镇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加强各类专项资金的监管，营造有序的发展环境，履行监督职责，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健全机制保障，维护农民的权益。

参考文献
[1] 《浅议涉农检察工作长效机制》，燕赵人民代表网
[2] 《健全完善涉农检察工作长效机制》，李玉龙，正义网，2011.5.27
举证时限制度是要求当事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或者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或者他方当事人提出证据，逾期不提出则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该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得部分逾期提出的证据不再具备可采性，而将其排除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之列。因此，举证时限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和防止证据突袭，以保证民事审判的效率和公平。

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在2007年对民事诉讼法的上一次修订中，也没有涉及举证时限制度。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开始对这一制度有所规定。该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然而，在实践中却经常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在相当部分的案件中，由于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差，尽管无主观上的故意，也会发生逾期提交证据的情况，如果严格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显然这样的情形便会被视为当事人“放弃举证权利”；第二，在很多场合下，部分当事人因“证据突袭”的心理作祟，在不了解“证据失权”效力的情形下，一部分当事人故意不按举证期限提出证据，结果在提出证据时超出了举证期限，所提出的证据不能进入审判。由于在诉讼中当事人的“趋利”心理，对于对方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证据，如果对本方不利，当事人很显然不会同意予以质证，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上述这样两种情况的结果必然是相关证据无法进入审理程序，导致法院难以查清案件事实，实体公正的实现会受到巨大挑战，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难以得到有效保护。而针对上述第二种情况，即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故意逾期提交证据的情形，事实上也不应当一概而论。如果案件标的巨大，只是因为当事人不明了法律的规定而使得关键证据缺席审理过程导致事实无法认定，会使得当事人承受败诉风险甚至蒙受巨大的损失，这与其过错的程度来说，或许也是极为不相称的。因此，从法律条文的实际作用上来说，该司法解释的第三十四条规定并不合理。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当事人认为自己只是因为一条僵硬的程序性规定而败诉，案件结果有失公正，如果当事人无法接受败诉事实而缠诉上访，就不能很好地实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纠纷的解决，甚至带来更大的司法资源浪费并造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程序法制定时，任何一项程序性时限的规定，都必然包含着对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的考量，可是关于效率价值的考量并不能牺牲公正价值在司法过程中的体现。参考其他国家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如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德国，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失权（也就是举证时限）制度中规定有若干条件：第一，法官实施了审前准备，为当事人提交证据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机会；第二，逾期举证将导致诉讼被延迟；第三，当事人逾期举证有重大过失。即便如此，法院在遇到当事人逾期举证时，还应当给当事人一个解释的机会，让其就无过失逾期加以说明。只有在法官认为当事人逾期举证有重大过失，而且会导致延迟诉讼时，才动用证据失权予以制裁。也就是说，在当事人逾期举证时，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动态地衡量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价值，最终作出决定。在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也是证据制度发展程度很高的美国，并没有规定所谓的“证据失权”制度。因为美国一方面律师制度较为成熟，当事人大多能够得到熟知法律的律师的帮助，而民事诉讼制度中证据开示、当事人证据交换的时间比审判的时间长得多，一个案件往往需要用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进行证据开示。所以，当事人收集和提交证据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证据的相关性规则能够保证证据在诉讼中举出，不会发生证据失权的问题。在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更为接近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逾期提出的证据也不一概而论地视为“失权”，均规定了逾期提出证据的一方可以向法院及对方当事人说明未能及时提出的理由，至于是否失权，由法官自由心证决定。如此一来，关于举证期限的规定就变成了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一项制度，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审判，由法官来决定，这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旧民诉法中相关程序条款的僵硬性，照顾到案件的实体公正。

上述国家关于民事诉讼举证时限的规定，相对我国原来的举证时限制度更具合理性。新民事诉讼法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合理借鉴了上述不同法域国家或地区相关规定的精神。新民诉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由此可见，本条规定放弃了原法条中刚性的“证据失权”规则，以要求当事人及时提出证据的强制性规定，同时辅之以法官的自由心证判断，来审视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审判。事实上这是允许逾期提出的相关证据进入审判的一种灵活处理，而在这种灵活处理当中，则体现出案件审理法官面对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相互发生冲突时的一种价值权衡。而在法律后果的规定上，本条则赋予了法官不同的选择——既可以决定不采纳该逾期提出的证据，也可以决定采纳该证据，但出于程序正义的考虑，要对当事人提出训诫或处以罚款。对于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来说，也许并不能完全理解“证据失权”的含义和法律效力，但是训诫和罚款则是具有一般常识的当事人都能够理解的。如此规定对于当事人明确举证时限的法律后果、督促当事人按时提出证据将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正如学界所认为的，举证时限制度在查明事实真相与坚持程序正义上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正确、有效地把握好、运用好这把双刃剑，对立法者和司法者均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现如今新民诉法已经从立法上赋予了法官面对逾期提出的证据有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在案件的实际审判中如何运用好手中的权力，如何在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过程中做好价值权衡，这也对法官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笔者认为，在当事人逾期提出证据时，法官必须考虑该逾期提出的证据对于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以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程度，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情形加以考虑和操作：

第一，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证据系案件的关键证据，对于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时，无论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的大小，这样的证据是不应当被“失权”的，相应的处理则应当是案件审判法官根据当事人主观过错程度高低以及逾期所拖延的时间长短对当事人处以不同严厉程度的训诫或罚款。

第二，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证据并非案件的关键证据，对于证明案件事实作用一般时，案件审理法官应当根据当事人主观过错的程度、当事人提出的说明理由以及逾期所拖延时间的长短来决定证据是否“失权”。

在第二种情形下，出于程序公正和效率的考虑，“证据失权”可能会呈现为一种常态。需要注意的是，新民诉法并没有细化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形下法官应当采取的不同处理方法和态度，也没有明确具体训诫的程度和罚款的数额，这有可能会引发关于司法尺度统一和公平性的新疑问。因此，在新民诉法的适用过程中，或许还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对实践中本条的运用情况进行细化补充，以真正实现本条规定的初衷。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