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论严格论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张 斌

"严格"指在执行制度或掌握标准时，认真不放松；"公正"指公平正直，没有偏私；"文明"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与野蛮相对。严格、公正、文明作为执法活动中的最高标准，也是社会发展对执法活动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作为我国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在社会主义法制工作中，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保卫经济建设的执法工作。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日趋完善，"以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逐步建立，对公安民警提出了更严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如何切实提高执法的严格、公正、文明也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了。
一、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现实意义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针。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法律化。"这篇话就确认了依法治国和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肯定。公安机关是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直接的执法者，它代表国家在最广泛、最关切群众利益的层面上与广大群众打交道，它是法制形象的重要方面。执法的严格、公正、文明关系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公安机关的性质所决定的。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就决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的性质。公安机关的专政作用具有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担负着保护人民、惩治犯罪的任务。公安机关专政职能是专门用来对付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是解决敌我矛盾的，近年来，严重刑事犯罪一直呈上升趋势，各种犯罪活动有增无减，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必须严格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证公安任务的顺利完成；公安机关的民主职能就是人民参与社会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增强为人民服务宗旨观念，公正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因此，为更好履行民主和专政两项职能，圆满完成工作任务，就决定了执法必须严格、公正
、文明。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类已经跨上了进入21世纪的门坎，世界正在迅速发展，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现有代化建设事业也在日新月异。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了充分的保障，能够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当家作主，进行重大决策，管理国家大事。而且，随着普法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也在不断加强和提高，懂得运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的权利。同时，人类注重发展"人权"问题，在我国"人权"问题也摆上了桌面，并且将于国际接轨。一些诸如"沉默权"的规定，更给我们的执法带来了强烈的挑战，更势必要求我们在执法过程中要注重严格、公正、文明。
二、现阶段公安队伍执法活动存在的问题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公安队伍中的少数民警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执法粗糙、执法违法等情况，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人民造成伤害的公安职务犯罪也是时有所闻。据统计，去年公安队伍中被判刑的有359人，判处死刑的有9人，涉及到市、处级的单位有70余家，县、区级的有200多家。如某区公安局，去年信访案件中，反映民警耍特权的有800多起，占37%，执法不公的的也有800多起，占36%，民警刑讯逼供的有290起，占15%。种种数据表明公安队伍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定性不准、适用法律法规不当。由于公安机关在执法中不仅要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又要依照行政法规等规范来开展执法活动，一些公安民警对法律法规一知半解，对法律条款不能正确把握，结果不免有张冠李戴。表现在执法活动中不能正确区别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罪与非罪的界限。有的案件该移送检察院起诉的却处以劳动教养，该劳动教养的却予以治安处罚，该行政拘留的却罚款了事，甚至不处罚。侦查办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行消化，降格处理、变相处理，以罚代法。
二是违反法定程序，执法随意性。有的公安民警办事不注重按法定程序办，重实体法、轻程序法，认为只要执法行为实际效果合法，违反法定程序无关紧要。于是不按规定向当事人公开办事程序，对法定程序随意理解，还在程序上刁难当事人，自己喜欢办到什么程度就办到什么程度，久拖不决，各行其是。立案、侦查、拘捕、起诉、审讯等各个办案环节不能按照法定权限、程序和期限及时办案、及时送审、及时报批、及时结案。
个别部门不按照内部分工管辖，各警种分工、各职能配置，主次不分、本末倒置，受理、移送案件，受名利和利益的驱动，对有利有名好办的案件，有"油水"的案件和事争着办；对疑难案件和难办的事推着不管。而且插手不属于公安职权范围的催粮催款、经济合同纠纷等案件，或擅自替代工商、税务等部门越权办案，利用职权替他人追款讨债、插手经济纠纷。巧立名目，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三是违法行政，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少数民警法律意识、证据意淡薄，以管人者自如，根本不把执法对象的权利放在眼里，随心所欲。耍特权、抖威风，在审讯时，辱骂、体罚违法犯罪嫌疑人，甚至搞刑讯逼供，违反规定，滥用枪支警械。
个别公安民警为了私欲，凭借手中的权利和工作之便，接受当事人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活动，有的更不惜一切向执法对象敲诈钱财，搞吃、拿、卡、要，或向企业、单位索取"劳务费""辛苦费"等报酬。利用手中的权利徇私舞弊，以权谋私，办"人情案"、"关系案"，搞权钱交易、权力商品化这一套。
对待前来报案、办事、求助的群众，态度冷漠、生硬推诿，更不要说是热情报务了，把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得一干二净，处处表现出"冷、硬、横、推"。
三、制约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因素
一是执法客观环境的制约。首先，政府机构干涉执法。由于我们国家有很长的封建社会历史，过去又实行了多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机制，凡事按领导人意见办的习惯和作用根深蒂固，以致一些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他们仗着自己的职务有多高，功劳有多大，而凌驾于法律之上，超乎于法律之外，对执法横加阻挠，使执法受到了个人意志的干扰。
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执法实施的困难更有来自改革中膨胀起来的地方和部门利益及其保护主义。一些行政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置法律于不顾，以行政手段参与市场封锁，以各种借口干扰执法和司法办案。一些地方官员们在"为我所用"、"各取所需"地执行法律和抵制法律的执行已甚为普遍。如对假冒伪劣产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它们开绿灯，发放通行证；纵容包庇本地企业从事制假贩假，走私贩私活动。更有甚者，施压于司法机关，在处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偏袒地方作出不公裁判，对外地司法机关清偿债务的判决，指使当地机关不予协助，甚至默许纵容有关部门对外来执法者进行驱逐、扣压、殴打。
其次，社会说情风气盛行。受传统旧观念的遗害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的影响，办事、办案说情风盛行，人情高于法，以情代法。现在各级执法机关办案中都要遇到人情关系，说情者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上海法制报》曾登文谈当前执法工作中人情、关系案出现的新特点，摘录如下：过去人情关系限于亲、友之间的关系说情，现在已转为向官缘民发展，当事人说党委、人大、政府等部门的领导出面说情；过去秘密、私下拐弯抹角说情，现在变成公开登家门，登机关说情，当事人也不忌饰，公开扬言案件已托人；过去找个别人员说情，现在是全方位、多方面、不择手段、找处理案件有关人员都说情；过去是"案件一进门，就来说情人"，现在是"案件未进门，就来说情人"；过去说情还是个别现象，一方找人，现在是"双方都找人，有理无理都托人"成了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和心理。如果案子不找人，心里就不放心。
第三，公安保障机制不力。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的发达和高科技产品的不断运用，犯罪也呈现出智能化、集团化，与犯罪行为的斗争也呈现出一种智能化的较量，虽然公安部门提出了"科技建警"、"向科技要警力"的口号，但后勤保障机制严重制约着其发展，正常的财政支出都已是绞尽脑汁了，更何况是说提高科技含量，更新办案工具。一些建设经费、办公经费不能落实到位，就连最基本的办公场所还是要租用他人的。财政拨款赤字、入不敷出，民警的生活福利得不到保障，装备、办公设施陈旧老化，公安工作运作困难，从而出现了以罚款代处罚，有经济利益的案件争着办，公安机关也处于一种创收经济效益的状态。
二是立法滞后、法律法规不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法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立法工作步伐加快，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和法规，但是更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在法制建设现状、立法的情况，同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立法不规范，操作不具体，一些部门和地方利用立法"争权夺利"、"取利弃责"。争夺部门和地方利益，设法逃避、推卸、减轻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它们争夺管辖权、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处罚权。结果导致许多法律法规冲突矛盾、不协调，职责不明、权限不清。有的权力无人行使，有的权力则分割行使。权限的争夺导致一些法律迟迟不能出台。
三是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执法人员法律知识、专业知识缺乏，对一些最常用的基本法律条文也不能正确运用。个别老民警执法规范化意识不强，凭自己的工作经验办案，凭自己的行为习惯办事，而不愿意去学法，去研究如何提高自身的执法水平。而且，随着公安执法队伍的扩大，新民警也增多，这现象也更为突出，他们对执法工作缺乏系统的学习，只有跟照现有的模式，去照搬硬套，造成一种执法者不学法的怪象。
同时，一些执法人员缺少对法律的忠诚和敬业精神，缺少对公民的责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对民众的热忱。在金钱的腐蚀下，一些执法人员对人民的心变得得异常冷漠，不关心当事人的疾苦，甚至对违法犯罪现象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实践中，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没有钱得不到利益的案子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该办的不办，有钱能得到好处的案子，不是他管的，也会争着、揽着。借执法之机，吃拿卡要、敲诈勒索、索贿受贿，贪赃枉法。
单位领导业务素质低下、领导作风欠缺，不能起到带头、指导作用，对待案件不能很好审批把关，往往只是只批不审，敷衍了事，处于应付状态。
四是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从体制上来看，执法监督来自三方面，有内部监督，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行政监察部门的监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外部监督。由于监督机制不完善，现有的监督往往表现在为事后监督，都是等发生了问题，各个监察部门才实行职责，没有一些倡导性的监督，不能从执法开始前、执法过程中、执法结束后三个环节上下功夫，不能保证监督贯穿于执法的全过程。而且，内部监督过于宽容，媒体监督过于讲究"卖点"，对一些负面新闻特别感兴趣，大有非"炒"熟、"炒"烂，不罢休之势，各监督部门缺乏协调，职责不明、分工不细，关系纠缠。
四、提高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有效途径。
第一、加大普法宣传、加强法制建设，营造一个利于执法的大环境。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我们在20世纪末开展的"一五"普法、"二五"普法和即将开始的"三五"普法教育，是提高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指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从小培育孩子的法律意识，教育他们遵守法律，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是百年树人的重要一环。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通过普法提高人民群众的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素质和自觉性，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从而使人们能够自觉地理解、支持、接受、配合执法，从而促进公安工作的严格、公正、文明。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树立法律旨上意思，党和国家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切合法权利都必须一视同仁地加以保护；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依法予以追究。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于法律之外，以任何形式干预执法与司法的特权，坚定不移地树立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至上的权威，人人懂法，事事用法，处处以法律为镜，鞭策自己的行为，从而为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提供了一个整体大气候、大环境。
第二、提高立法质量，加快立法进程，建立科学、完善的公安法规体系。公安立法工作要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要求，在保障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立法进程，争取到2005年建成以人民警察法为主体，以公安刑事法规、治安保卫法规、公安行政管理法规、公安组织人事法规、警务保障法规、监督法规和国际警务合作法法规为主要门类，由公安法律、法规、规章和地方性公安法规、规章组成的比较完善的公安法规体系，基本上实现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各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当前公安立法的重点是制定和完善与人民警察法想配套的法规，力争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公安机关组织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工作。
公安立法从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遵循立法法的规定，符合国家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决策，贯彻公开、公正、便民、利民的原则，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改、和废止工作。地方公安法规、规章不得与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防止和杜绝地主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严格执行法规、规章上报备案制度。
第三、加强自身素质、完善培训制度，全面提高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古人云："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法律秩序也是靠人来维持的。我们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一是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素质。要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事实、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具有以身殉法的精神。二是要有较高的业务素质。要精通法律，并能正确运用法律解决问题。只有经过统一资格考试合格的人，才能进入到公务员队伍和司法队伍。三是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公务员和司法工作者不仅要廉政，而且要勤政。
各级公安机关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组织民警进行多种形式的法律学习和培训。在各种业务培训中，都应当有法律课程，保证民警的法律素质与其承担的执法任务相适应。要针对不同部门、警种和执法岗位的实际需要，实行民警执法资格考试制度。要进一步提高民警的法制观念，增强服务意识、诉讼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监督意识和人权意识，养成自觉守法、严格依法办事的习惯。
第四、加大监督力度，推行警务公开，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内部执法监督机制的职能作用，各级公安机关根据有关规定，明确各执法监督部门的职责，理顺工作关系，形成监督合力。各级公安机关作为内部执法监督的主管部门，在本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负责组织、实施、协调和指导执法监督工作。警务督察部门要多进行现场督察，法制、监察、人事部门等要按照分工，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认真落实。
上级公安机关要通过执法检查、执法考核评议、查处重大执法过错等多钟方式和途径，加强对下级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各级公安机关要把警务公开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开执法依据、执法权限、执法程序和执法结果，不断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要建立特邀监督员制度、警民联系制度、执法办案回告制度、案件回访制度和领导公开接访制度。完善外部监察机制，不断畅通外部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广泛监督。要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投诉、申诉、控告、和举报，切实解决问题，取信于民。

因此，只有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有效的改善，多管齐下，让社会重视，让人民关注，执法活动才能更加严格、更加公正、更加文明，才能保证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公安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神圣职责，共同把21世纪的中国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伟大国家。



北魏律渊源辨

北魏(386年-----534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在中原地区建立比较强大稳定的统治，持续时间较长的封建王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大潮中，北魏统治者吸取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立法和司法经验，荟萃以拓跋鲜卑为主的北方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创建了具有多元色彩的法律体系，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的法制中独树一帜，被史家誉为"北系诸律之嚆矢"，(1)
"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2)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探索北魏律的渊源，不仅是澄清隋唐律渊源的关键所在，也涉及如何认识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所创建法律的渊源问题，学术界历来对此颇为重视。但迄今为止，各种意见仍存歧异，具有代表性的就有"汉律说"、(3)
"晋律说"(4)、"三源说"(5)等。笔者认为，以上诸说都只注意到北魏律作为普通封建法律的一般性，而没有把它置于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特定历史环境，也未能对北魏律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法律的特殊性予以重视，因而均失于偏颇。本文拟就北魏律渊源的几个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就正于学术界同仁。
一
关于考察北魏律渊源的依据问题。

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权后，锐意求治，在立法建制上颇多建树，先后颁行了一系列重要法典，这就产生了考察北魏律渊源的依据问题。例如，有的学者主张，探讨北魏律之源应以其后期的《正始律》为依据。(6)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

如所周知，在我国封建时代，任何一个王朝的法律都不是凝滞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修律立法活动经常进行，几乎每一个新君即位，都要根据当时的需要对现行律令作一番修订。同时，皇帝还经常以敕令等形式对某些重大案件进行裁决，经过整理汇编又形成了编敕、条格、条例等法规形式。这些具有很高法律效力的灵活的法律形式，或者修改了律典的条文，或者补充了现行律令所未备。故从严格意义上讲，同一王朝的法律不存在所谓"定本"与"未定本"的区别。各个时期的"未定本"，实为当时通行的定制。即使有些王朝在公布了基本律典后很少对其修改(如宋、明、清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律典以外的其它法律形式的地位和作用也必然上升，甚至出现取代基本律典的现象。因此，考察一个封建王朝的法律，不能以其中一部律典，即使是具有代表性的律典作为唯一的依据，而应当全面考察这个王朝各个时期制定(包括修订公布)的律典和以敕、令、格、式、科、比、例等形式颁行的法律法令。否则，就可能得出有乖史实的结论。

北魏而言，从《天兴律》、《神?律》、《正平律》、《太安律》、《太和律》，以至《正始律》，都是曾经通行全国的律典。它们共同构成了北魏法律体系的主干，其中任何一部律典都不能反映北魏立法的全貌。况且，我国古代立法奉行"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7)的准则，同一王朝历代皇帝制订的律令总是一脉相承的。后代皇帝制订法律的最直接的依据和渊源，首先是他的列祖列宗颁行的法律。即使如《正始律》这样的一部比较完备的法典，也只是对此前立法建制的一次总结。它不可能是直接承袭前朝(如汉、魏、晋)法制的产物。因此，考察一个王朝法制的渊源，不能裁取其某一个时期的立法状况作为"标本"，而只能以其立法建制的整个发展过程为考察对象。事实上，北魏历代皇帝制定公布的律典之间的承袭沿革关系十分清晰：

太祖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伊始，鉴于"前代刑网峻密，乃命三公郎中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以求得"兆民欣戴"。(8)此次"定律令，申科禁"，颁行的《天兴律》，是北魏建国后，在过去拓跋政权法律的基础上进行的首次重大立法活动。

世祖太武帝继位后，"以刑禁重"，于神?四年(431年)十月"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蠲除烦苛，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9)
是为《神?律》。正平元年(451年)
六月，太武帝诏令："刑网太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阙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命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
(10)是为《正平律》。
高宗文成帝初，"仍遵旧式"；太安四年(458年)"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11)是为《太安律》。

高祖孝文帝太和年间，在太后冯氏和孝文帝的主持下，为配合大规模的经济、政治改革，展开了频繁而卓有成效的修律立法活动。孝文帝在北魏诸帝中以重视法制著称。他"留心刑法"，强调"法为治要"，并亲自参与立法修律。《魏书·
李冲传》称："文明太后崩后，……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太和年间的重大立法活动有三次：第一次从太和元年(477年)秋开始，"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阙衷，经御刊定"，对北魏前期的律令旧文作了全面修订。至太和五年(481年)冬完成，"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12)。第二次在太和十一年(487年)。是年春诏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加重惩罚不孝罪；又诏："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违失《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从法律上废止了门房之诛一类繁酷的规定；秋八月诏："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极默。坐无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详案律条，诸有此类，更一刊定。"(13)第三次从太和十五年(491年)开始，至十六年完成。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开始亲政，决心加大改革力度，以修订律令为切入点，加速业已开展的封建化改革进程。太和十五年五月诏大臣"议改律令"，七月又"议律令事",在修订北魏前期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律典。翌年四月正式"班新律令，大赦天下"，是为《太和律》。至此，北魏律基本定型。太和立法修律，不仅为全面推行改革措施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也是北魏法制自身迈向封建化的一次飞跃。法律制度中的奴隶制残余和游牧部族落后习俗的影响基本消除，如改革了野蛮的"门诛之法"，废除了族刑、车裂、腰斩等酷刑，使北魏法制向着文明进化了一大步。随后，在孝文帝的主持下，以太和十七年(493年)从平城迁都洛阳为开端，掀起了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高潮。在政治重心移向中原和民族大迁徙形成民族大杂居形势下，孝文帝在语言、服饰、姓氏、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制同化的改革措施，大大缩小和消除了北方胡族与中原汉族之间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差异，实现了太和改革的目标。

世宗宣武帝继位后，"意在宽政"，于正始元年(504年)冬命太师元勰、司空元雍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余人"(14)修订律令，诏曰："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15)是为《正始律》。

由此可见，"晋律说"引为唯一依据的《正始律》，也只是北魏历代相承的刑律经过不断损益修订的产物。当然《正始律》吸收了北魏自建国以来，为适应拓跋政权封建化进程而进行法制改革的成果，是北魏诸律中比较完备的律典。但它也只能反映北魏律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水平，而不能当作北魏律的唯一合法代表。撇开《正始律》产生以前相承沿革的北魏诸律探讨其渊源，显然无从谈起。
二
关于北魏律渊源中拓跋鲜卑的民族习惯问题。
探讨北魏律渊源的所有论著，对此均未涉及。笔者以为，作为北魏政权主体的鲜卑拓跋部族的传统习惯，是北魏律的重要渊源之一。

鲜卑拓跋部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早在中原华夏族由原始部落时代向阶级社会演进时，他们的先祖就已经在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活动。后来，鲜卑拓跋部在由东而西再南迁的漫长过程中，逐步向文明时代迈进。西晋末年，拓跋部成为塞上的一支强大的部族，其首领猗卢接受晋朝廷敕封的"代王"称号，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及平城为中心建立起初步形式的国家政权。在漫长的氏族部落时代形成的拓跋鲜卑的传统民族习惯，也成为鲜卑国家的习惯法。史称："穆帝(猗卢)时，刘聪、石勒倾覆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16)
到什翼犍继代王位时，拓跋鲜卑国家进一步完善，于建国二年（339年）公布了拓跋政权最早的成文法律。其内容见于《魏书·
刑罚志》记载的有："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听与死

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由此可知，此次公布的法律是在早期拓跋政权习惯法的基础上制订的，虽然也带有模仿中原汉族政权制度的痕迹，但其主要渊源显然是拓跋鲜卑部族的传统习惯。其中准许犯死罪者献金马以赎，及民相杀者，可用马牛和送葬器物了结纠纷等规定，就是我国民族习惯法"以罚代刑"特点的反映。氏族部落时代盛行的血族复仇习惯，到氏族社会末期逐渐被以物赎罪所取代，即向被害人或其亲属给付马牛、谷物等实物以代替处罚。这在社会经济极其落后，物质财富极为贫乏的情况下，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惩罚。例如，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中，都有"赔命价"的规定。除拓跋鲜卑部族习惯法的上述规定外，建立金王朝的女真族习惯法中有"杀人偿马牛三十"(17)的法条；辽王朝早期刑法规定：契丹人与汉人相殴，致汉人死亡者，"以马牛偿之，弗诛也"。(18)此外，四川凉山彝族习惯法关于杀人罪的处罚，也根据犯罪情节和被害人的身份等级，规定了不同的赔命价的金额。(19)

北魏和代国是一脉相承的。拓跋鲜卑部族的传统习惯和包括早期拓跋政权习惯法在内的代国法律，也必然为北魏所承袭。当然，在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中，在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遵循优胜劣汰的客观规律，拓跋鲜卑传统的民族习惯和早期的习惯法，一部分因其野蛮和落后，或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而逐渐被淘汰；另一部分则保留了下来，有的习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汉族文化相结合演变为北魏法律中具有民族特色的制度。因此，与后世辽、金、元法律直接渊源于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的民族习惯和中原王朝"正统"法律一样，拓跋鲜卑的民族习惯，也是北魏律的重要渊源之一。

北魏社会具有明显的早熟性，旧制度的残留有其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加之北魏前期基于"胡汉分治"的基本国策而形成的"一国多制"，使拓跋鲜卑的某些习惯法在一定范围长期通行，法律制度也明显地带有鲜卑传统习惯影响的痕迹。正如《南齐书
·
魏虏传》所载：北魏自"佛狸(世祖太武帝)以来，稍僭华典，胡风国(汉)俗，杂相揉乱"。如民相杀偿马牛的习惯法，曾通行于北魏前期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达半个世纪之久。由于它助长了民间私斗仇杀的风气，有碍于北魏统治者正在着手建立的法制秩序，才于太延元年(435年)明令废止："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统摄，平政理讼公卿之所司存；劝农平赋，宰民之所专急；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各修其分谓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为治？越职侵局，有紊纲纪；上无定令，民之何从？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20)

在行政立法方面，北魏虽自太祖道武帝皇始元年(396年)"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爵位)。"(21)但职官和爵位的名号都十分混乱，带有浓厚的拓跋鲜卑原始习俗的色彩。如官吏称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22)

特别是在北魏中央职官体制中，始终保留着一种具有氏族部落联盟时代贵族元老会议性质的特殊机构，即前期的"八部大夫"、"八大人官"和后期的"八座"。这些机构由特别身份的贵族组成，居于国家政权的中枢位置，拥有重大国策的议事权和决定权。这在我国古代中央政权体制中是不多见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拓跋部落联盟时代的"八部大人制"。

鲜卑拓跋部族的"八部"体制，创始于部落联盟时代的献帝(拓跋邻)时期。献帝将"王室"直接统辖以外的"国人"分成七个部分，分别由其七个兄、弟统领，形成拓跋部族的"宗室八姓(部)"，(23)诸部之长称为"大人"。(24)宗室八部是拓跋部落联盟的主干力量，也是后来拓跋国家政权发展壮大的基础。拓跋政权入主中原之初，基于巩固政权和保持拓跋贵族特权的需要，在职官体制上采取了双轨制：一方面仿行中原汉族国家的政权结构，一方面继续保留着拓跋部传统的部落组织形式。《魏书·
官氏志》载：天兴二年(398年)"置八部大夫……等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