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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中存在问题初探

杨飞


自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被高检院列入七项公诉改革内容以来，各地检察机关改革的积极性很高，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2003年，“两高”、司法部又联合出台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若干意见（试行）》（下称《意见》），表明了高层对这一改革举措的充分肯定，但是从运行实际情况看，该项改革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 定位模糊
首先应明确，无论是称普通程序简化（简易）审，还是称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方式其实质含义并无二致。目前对简化审有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间的一种新型审判模式1；一种观点认为只不过是一种刑事案件法庭审理方式或技巧而已2。显然后者更趋保守，两种不同的定位决定了各地探索改革方法时在能不能破法、在多大程度“破法”上做法差异巨大，由此引发的争议也很大。如果将简化审作为探索新的刑事案件审判方式来对待，则似乎应当允许个别地区有选择的制定不同于普通程序的规则。自《意见》发布后，其用意显然比较谨慎，虽然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但是目前实行简化审大范围突破刑事诉讼法的现象应该终止，认真地贯彻适用该《意见》。因为凭借各自理解一哄而上五花八门的改革措施确实存在着破坏法制统一，自行造法的弊端。基层司法机关不能超越法律借此为自己减压解负。
推行简化审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如何将其溶于目前的法律环境？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庭审的规定已经十分粗疏，这就为简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宜减则减、宜繁则繁”的法律空间，简化可以理解为法中本来应有之意。之所以简化，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庭审中存在着人为的不科学和复杂化做法，故改革的对象不是法条，而是在条文允许的空间改革长期以来刑事审判由不规范带来的积弊。在简化改革中决不能为简化而简化，不能伤及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条文，某种程度上讲，简化改革中甚至不是规定可以不做什么，而是规定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简化审应该视为刑事案件一审普通程序的科学化操作改革。认为简化审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间新的庭审方式是不准确的。改革不应该与刑事诉讼法有任何冲突，其重点是对庭审中原有的不必要的烦琐、混乱做法进行科学规范，目标应放在建立科学高效的一系列庭审调查、辩论规则，所以不是一味“简化”，而是着眼于“优化”。
二、 追求效果单一
推行简化审的初衷是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缩短诉讼周期。大部分的基层法院在论及推行简化审的效果时都讲到此举明显效果是大大缩短了庭审时间，从而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提高了诉讼效率。但是决定诉讼效率的显然不只是庭审效率，完整的庭审时间与目前大量繁杂的庭外诉讼时间相比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案件的庭审时间由一天减为2-3小时，可以说对整个诉讼时限影响甚微。达到这个目的决不意味着大功告成。因此，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应放在整个诉讼环节。目前缩短庭审时间后并未达到缩短审理期限的现象大量存在，可以讲，缩短审限的预期目标大半是落空了。况且，在目前将简化的目光盯在刑事诉讼最关键的庭审环节大加删减，实为不智之举，与刑事诉讼中突出庭审作用的方向是相悖的，将越发加重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病。所谓缓解法院压力，究其实是缓解了法院开庭的压力。我国的普通程序本来就比几乎所有法制发达国家更为简单和粗疏。这种视开庭为压力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司法人员不习惯于规范化庭审，不愿受庭审规则约束的随意化心态。开庭不重视，庭前庭后看案卷，此种做法与新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的法官居中裁决的方向背离。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简易化审理以缓解法院压力而不是以满足当事人的程序正义为出发点时，效率的价值就可能覆盖和损害简易化审理应当具有的价值和功能3。
三．操作规范繁杂而不实用
大部分地区制定的“操作规程”（包括《意见》）其实都对庭审中如何具体减化拿不出多少办法，而对于如何保证简化规定的更少。反而在庭前附加了大量不必要的前置程序，如检法双方讯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询问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提前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法官对起诉书的阐明等。一些地方为此又自创了一批法律文书。在适用范围上，大多数既规定适用条件，又规定了排除适用条件、中途变更事由等，比之普通程序还要复杂和难以掌握。这种烦琐的范围规定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否能切实为被告人所理解并充分运用，是一个问题。实质上成了法院检察院掌握内部文件。而且，多数操作规则中的外围性规定和实质性规定在法理、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即使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满足了规定中的其他条件，如配套措施跟不上，案件能否顺理成章的按照后面设计好的措施自然而然简化下来？能否达到庭审效果焦点突出、效率提高？都值得怀疑。这说明该规定的内容太少，不该规定和限制的内容太多。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否适用简化审理，主要的提起主体应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检察官法官根本无须过多审查。被告人同意了，案件自然简化，想复杂也因庭审无对抗性复杂不起来。
总而言之，许多基层司法机关的操作方案存在着主次内容比例失调、实质规定缺乏的弊端，操作方法上随意化很大。即使是庭上简化规定，也对于举证质证、辩论规则、法官认证标准和参与主动调查的程度等规范不够，对防止重复举证，控辩双方隐瞒证据、证据突袭，举证重点不突出等缺乏应对办法。不能不说是条文结构不合理，指导意义并不大。
四、无谓的法律冲突
如前所述，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本已十分简单，简化的对象无必要也无依据集中在法条上。即使要改，应在如何增加创新意义的措施上做文章。但目前庭审中存在着公诉人不讯问、辩护人不发问、合议庭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移到庭前开庭后省略、只辨量刑、控方组合出证、庭前法官阅卷、对被告人实行程序性的从轻处罚等，与现行法律是冲突的。既无依据，有些规定又对提高效率作用不大，完全可以不省略。如对被告人适用程序性的从轻处罚，已经明显带有交易的性质。而“被告人认罪”仅对辨诉交易有意义，按惯例应由控方根据需要向法官提出，不能由法院给予一律从轻。有人认为，一旦被告人对从轻处罚期望过高，判决后失望，提出二审，重新展开对抗，则效果不好。再如控方组合出证，在无庭前证据开示的情况下，肯定限制了辩护权，使辩方丧失获得对己有利证据的机会。即使我国实行证据开示，但被告人并不参与开示，因此综合出证也必然限制其辩护权，举证时应该给被告人以认可的机会。4官庭前阅卷更是违反“中立”的职业规范。
对目前适用简化审理的案件，如果非要减少环节，倒不如明确规定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人、鉴定人可不出庭，允许辩护人庭前到控方阅卷，法官适当尊重控辩双方达成的证据合意等。既可避免目前一味强调“证人出庭”而无法实现的尴尬局面，利于建立合理的证人证言采用规则，也符合繁简分流，简单案件允许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方向。
五．职权主义明显，配套措施不够
简化审推行初期，一些地方出台规范时存在着检法各自为政，独家定规则的现象。在大部分检法共同出台的规定中，都很少考虑被告人、律师方的意见，《意见》出台后，加入了司法行政部门的意见，十分及时。但是其中内容仍对律师方权利涉及甚少，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所以该项改革在实践中律师普遍反映冷淡，认为限制了辩护权。可以预计短期内这种现象不会改变。对于我国目前律师刑事辩护业务萎缩后大量无辩护人的被告人而言，被动地位更明显。毕竟庭审是刑事诉讼的重心，不通盘考虑各方立场，就不能实现庭审的应有作用。对于辩护人，庭审是体现其作用的关键，不给其任何权利，只让其“配合”审判简化（一定意义上限制其庭上发挥），也是不公平的。目前之所以律师抵制的声音小，一方面是无律师被告人多，一方面确实存在着律师迫于形势、被动接受的现象。
漠视被告人、辩护方的权益是简化审改革中职权主义色彩仍然浓厚的表现。但是，法院一方面想摆脱案件积压的羁绊，一方面又放不下长期形成的职权主义审判习惯，不能容忍或不信任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在庭前过滤加工。突出表现在庭前要求控方移送全部案卷，或主持控辩双方的证据交换等，本身就有矛盾。这也是当前简化庭审中“简化而不优化”，法官庭审压力减少工作量并未减少的原因所在。应该看到，检察院适用简化审时主动与法院配合过多，客观上放弃了一部分检察职责，使法官的思路与控方合拍，达到有利于控方的目的，也难辞其咎。从各国的法律规定看，简化程序的运转多以检方直接参与为条件和前提，法官在审判中尽管拥有一定司法审查权，但仍处于受监督地位，以确保控审分离。
简化审的配套措施中，完善审前程序最必须。现行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和效率，这是建立以当事人为主导的审前准备程序的现实基础。5一是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将简单案件的大部分庭前操作交由控辩双方去完成，既可大大减轻法院的压力，又可调动控辩双方主动适用简化审的积极性，必然使庭审焦点突出、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法官居中”地位的逐步确立。让控辩双方提前开示证据比法官提前阅卷无疑效果好的多。二是切实落实对无辩护人被告人指定律师和搞好法律援助工作。这都需要司法行政部门的支持配合。另外，在证据开示中，一般不应由法官主持，按照发达国家的惯例，法官主持证据开示需由非审判法官进行，6而这一点我们目前根本办不到，故法官主持证据开示很有可能形成“庭前开小庭”的现象，回到先定后审的老路


WTO后过渡期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反思

王春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了许多承诺，但归结就就两句话，遵守规则、开放市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遵守规则问题。今年12月11日，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四个年头。从2004年１２月１１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周年的时候，就标志着我国市场开放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后过渡期”即将开始。何谓后过渡期？一个最为简单的解释就是：经过三年适度保护的产业领域将陆续结束过渡期，开始到达“入世”承诺的终极目标。在我国加入WTO三周年之际，新华社报道：“三年来我国外贸增长年均３０％以上，2004年的贸易规模更首次突破万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资亦连年增长，去年高居世界第一，今年预计将突破６００亿美元大关。实践证明，加入ＷＴＯ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正确选择。” 我认为这是盲目乐观，实际上，所谓的“上升为世界第三位”，仅只中国的货物贸易列世界第三，而服务贸易还有相当的差距；此外，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主要以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
今年的两会期间，“两税并轨”法案没有通过，最快也得2007年。目前，中资实际税负在20%-24%之间，外资企业实际税负10%-13%。这就是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实际上这种提法值得商榷，因为“国民待遇”是指一国在经济活动和民事权利方面给予其境内的外国国民不低于其给予本国国民享受的待遇。反对两税并轨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宽需要外资的拉动；二是外商投资可带来技术进步。但是我注意到《2005年跨国公司中国报告》披露一个事实，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仅仅将商品产业链中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组装放在了中国，他们看重的就是中国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当时国家的“市场换技术”的神话破灭了，我们让出了市场，却没有得到技术。
目前，中国在对外贸易管理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国领导人出国与外国领导人讲的最多的两句话，一是台湾问题；二是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在过去的的10年里，我国不仅是遭受外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受到最终反倾销措施制裁最多的国家，已成为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自1979年8月欧共体对中国出口的糖精钠反倾销到2004年9月底，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665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调查案件。其中，反倾销案件594起，反补贴案件2起，保障措施案件58起，特保案件11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了中国约191亿美元的出口贸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自该组织1995年成立以来至2004年6月底，成员方反倾销立案共2537起，其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共386起，占总数的15%。到2004年12月底，我国出口产品被其他世贸成员提起的反倾销调查达到412件，占世界总数的15.56%，居世界各国之首。同期，我国出口产品被采取反倾销措施298件，占总数的18.06%。事实上，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起码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根据GATT 1994 第六条的规定:倾销是指一国的产品低于正常价值（normal price）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这里的正常价值（normal price）是指，相同产品（like product）在出口国正常贸易中用于消费时的国内销售价格。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对于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时，用其国内价格进行比较可能是不适当的，而使用“替代国”类似产品国内价格来比较。由于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外国在确定正常价值（Normal Price）时，大多使用了替代国（Substitute Country）的价格；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国际形象。对我国提起反倾销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出口市场单一，主要出口市场都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与一些国家部分产品可替代性较强，出口产品与国外产品的竞争不可避免。同时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出口秩序混乱，低价竞争现象时有发生，容易引起反倾销诉讼。
除上述原因外，部分出口企业还存在诸如经营行为不规范、财务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比如，会计账簿不全、财务状况不明，一旦被反倾销，单是“调查问卷”这一关就过不了，很多费用、账目“说不清楚”，而没有真实材料就等于没有证据。这些都是我国出口企业易引起反倾销诉讼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自己承诺的。 事情是这样的，2001年底，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当时中国同意了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第15条就是关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这样，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5年内可能无法获得其它成员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这就使得在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是这种歧视性待遇的适用对象。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我国以得到某种特殊的权利交换来的，实在不值得，这是国家战略的失误。2004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组织中国市场经济首轮“听证会”，21个企业和行业协会70多位代表一致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紧接着英国《金融时报》6月28日报道，欧盟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的规定，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界定如下：
1、 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
2、 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
3、 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设立的自由程度
4、 政府对生产的控制程度
5、 政府对资源的配置程度
6、 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
以上六条中最重要的是前两条。在反倾销案件我国的败诉率达64.5%。在这些败诉案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守规则的问题。
2003年6月1日，中国商务部正式向欧盟提交关于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要求。同年8月，中国将《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英文版递交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状况进行了详尽说明。2004年2月，欧盟根据初步审议评估，又再次向中方提出了一长串问题清单，涉及31个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立即对这31个具体问题进行了回答，并于2004年3月将长达数百页的《中国市场经济补充报告》英文版递交欧盟。据此，欧盟于2004年6月底出台了一个技术层面的对华市场经济状况的“初步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称：
首先，中国的会计法和破产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其次，中国对资源的进出口采取了非市场化控制，比如焦炭出口。第三，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含知识产权产品的保护体系存在漏洞，保护力度不够。第四，中国金融和企业融资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国有企业的融资没有根据客观条件，导致了大量的呆账、坏账。 该报告指出的4个方面都涉及体系性、制度性问题，在短时间内，中方显然难以完全满足欧盟的要求。
2005年4月5日，美国商务部（下简称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发布公告，决定修改其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的两项政策：单独税率政策和混合税率政策。单独税率政策是指，在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商务部推定此类国家内所有企业都受政府控制，因而应当给予全国统一的税率。但是，如果该国内应诉企业能够从法律上和事实上证明其出口活动不受政府控制并得到商务部的认可，商务部可以对其确定不同于全国统一税率的单独税率。
实际上，我们确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不要老指着人家讲，你应该怎样，你不该怎样；二是反过来指着自己反问，我应该怎样，我不应该怎样。
我们再分析一下中国的电信业的开放问题。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有关中国电信市场开放的承诺，在固定电话领域，到2004年，外商可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拥有股权25％；在移动通信领域，加入WTO之际，外商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企业的股权可拥有25%；到2002年，外商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和14个城市的股权可增至35%；到2004年，外商可增加股权到49%，且没有地域限制。然而，截至２００４年底，共有１８家企业向我国通信主管部门提出设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申请。 但是这１８家企业竟然没有一家申请基础电信业务。其中，获得信息产业部颁发的《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的申请仅有４份，获得信息产业部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申请只有２份。
笔者认为外资未如其它行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其中有电信行业特点的问题，也与跨国投资者包括运营公司、风险投资者对中国电信业的态度有关，但是WTO成员更关注的是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环境和政府监管政策。目前中国电信服务市场主要面临四大问题，即电信网间的互联互通、电信资费恶性竞争、电信普遍服务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我们仅就电信网间互联为例：
电信网间的互联互通，是指电信网间的物理连接，以使一个电信运营企业的用户能够与另一个电信运营企业的用户相互通信，或者能够享用另一个电信运营企业提供的各种电信业务。然而，由于主导的电信运营商占据了本地电话业务中的绝大部分市场的份额，而且它拥有本地电话中的重要基础电信设施，互联互通的主动权掌握在其手中，这样对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进入电信业务市场及电信网间互联就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主导的电信运营商在不同阶段采取，坚决不联，联而不同，通而不畅，畅而不久。
管理学中有个著名的“木桶原理”，即“一只木桶的盛水量，不取决于木桶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却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我认为，中国电信市场竞争领域这只木桶的短板子不止一块，互联互通是最短的一块。纵观近几年发生的互联互通中的恶性事件，有些事件已经不是行政法律或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了，例如有些地区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以拦截过网呼叫、擅自封闭局向等手段人为地中断电信网间通信，有些地区的电信经营者竟然用刀或锯，截断对方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电（光）缆。这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电信市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据统计，1998年至2004年，仅上报到信息产业部的互联互通恶性案件已达540多起，至少影响到了1亿人次的用户使用，造成10亿元的直接损失和20亿元的间接损失。 事实上，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电信业的健康发展，不仅损害了其他电信经营者的利益，也损害了电信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破坏了良性发展的电信市场竞争秩序，已经危及到了社会公共的安全。笔者在2003年3月就建议在《电信法》立法中应增加对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财产罚的数额；在行为罚方面应以限制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的业务或停止其新业务经营的处罚为主；特别提出了法律在人身罚方面必须有所作为。 只有设立对破坏网间互联行为人的人身罚，特别是设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才能起到真正的震慑作用。2004年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2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5年1月11日起实施124条）。笔者认为，《解释》是真正的高压电，对打击破坏网间互联的犯罪行为将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
应该指出，中国在后过渡期重要的是遵守规则问题，如何解决规则意识，我认为三句话：产权为基础、信用为支撑、法律为保障。
1、 产权为基础。解决产权的两大清晰，法律上的和经济上的清晰。法律上的清晰主要解决：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的问题。（宪法12条和刑法382条）没有完善产权的经济是一个不讲信用的经济。
2、 信用为支撑。WTO前任总干事穆尔讲：中国加入WTO，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引进跨国公司主要是引进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维持市场运转的信誉。信誉是最重要的资本。Honest and credit is the best method for competition.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当代社会分为高信用社会和低信用社会。高信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相互信任，有强列的社会合作意识和公益精神，信用度高，交易成本低；而低信用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相互提防、相互之间在培养信任关系方面有较大的难度和风险，交易成本很高。美国人讲TEAM；中国人将圈子。
　　　　中国很早以前就开始流行＂圈文化＂，汉语中有多个带有＂圈＂字的词汇，例如演艺圈＼文化圈＼等．圈子外边的人都是外人，只有进了圈子才能分享信息，圈文化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部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有浓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不愿替别人着想．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行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管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总会稳坐泰山．碰到素不相识的人遇到了困难，他们都会下意识第地远离，他们中间没有人不会先想到自己．在中国企业对社会的捐助难以让人满意，发改委下属的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曾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过款的中国企业比例不过１％．尤为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社会的慈善事业捐款总额仅为GDP的１％，与美国的９％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中国要成为强国，企业要成为大企业一定要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责任．
3、 法律为保障。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以及社会道德状况下的社会信用问题，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研究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该条将企业欺诈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点。欺诈行为在低于道德标准的法律下任其横行。 实际上，道德和诚信本身是空洞的信仰，只有通过鞭子和现实的报应才能强加到人们的头上。这个鞭子就是——法律；报应就是——付出成本。根据帕累托的2/8原理，对失信者诚信教育的功能——20%；对失信者经济惩罚的功能——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