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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宽严相济”在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办理中的适用

朱新山


【内容提要】自2005年党中央在总结长期以来维护社会治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开始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改变了83年以来的以“严打”刑事政策，开始强调对刑事犯罪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在具体实践中，“宽严相济”政策在检察机关的具体实践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就检察机关在实施这一刑事司法政策，具体在应用到审查逮捕、公诉以及职务犯罪侦查中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宽严相济 检察机关 刑事案件办理 适用

贾春旺检察长在2006年工作报告中指出：检察机关在履行批捕、起诉职责时，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对于轻微犯罪来说，应当依法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作用，减少逮捕措施的适用，减少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缩短诉讼时间，使司法机关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在具体实践中，“宽严相济”在检察机关的具体应用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我们更要清醒的看到，在适用过程中还是碰到许多问题和与之不相适应之处，如：“严”容易掌握但“宽”却难以把握；各司法机关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理解和适用不够协调；具体办案人员的思想素质和和执法素质的有待提高；对适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监督机制还有待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些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能充分发挥其重要意义和其司法理想的实现，下面笔者就检察机关在实施中，具体在审查逮捕、公诉以及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正确理解宽严相济是适用的的关键
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就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就是司法理念和执法实际相结合，“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问题上，学界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至的，那就是对于不同的犯罪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 法学教授陈兴良也认为：“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以济严，严以济宽，宽严有度，宽严审时”。其观点是对于“宽”与“严”加以区分，这是宽严相济政策的基本前提，宽严相就是“宽”和“严”是对立统一的，两者通过“济”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但都必须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的主题下。
首先要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司法思想上加以理解：我国古代《周礼•秋官•大司寇》中就有记载： “刑轻国，用轻典；刑常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左传》中记载：郑国子产执政，采取宽猛相济的政策。对此做法，孔子曾予以高度评价：“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宽严相济的执法思想历来以久，“一般认为，刑事司法只有刚性、没有柔性。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则提出了刑事司法工作也要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的要求，也就是说刑事司法也要刚柔相济。 可见在当前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和谐社会建设中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着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其次是要具体来分析其字间深刻含义，“宽”是依据刑法规定和酌定情节，对实施的微罪轻罪犯罪分子、未成年人予以从宽处理。 “严”是依据刑法和社会形势需要，对严重危害性、暴力性的犯罪分子施以严厉刑罚，以震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体现 “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严打”原则。关键是在理解“济”的含义，“济”在辞典中有三层意义①过河；②救；救济；③（对事情）有益；成。这里的“济”可以理解成宽和严相融相济，二者相互协调、相互依附又互为联系。
再次要深刻理解其法律适用，与现行刑法原则和相关司法解释、政策规定相结合起来。我们在充分认识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对重罪实行严打政策的基础上完善了对轻罪从宽的一种新的刑事政策，其渗透了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宽处理轻罪原则等内容，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区别对待，应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严有据，宽严适度。
最后还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宽严相济” 作为一种科学性的概念，可以说是一种司法理想，其现实本意应当是在社会主义法制进程中，对于一切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都应当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其在对社会发展过程的影响、违法的情节、造成的损害等因素，做出合法合理的处理。如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不追究等，以期达到既不会放纵违法犯罪，又起到警示教育和引导目的，还能符合和谐社会发展内在的要求和趋势。
二、“宽严相济”在刑事案件审查逮捕、起诉和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宽严相济”具体应用到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工作中，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重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例如黑社会组织犯罪、“两抢”犯罪(即抢夺与抢劫)等重大危害社会、公民的犯罪，对待此类案件要态度坚决，依法逮捕和起诉，并请求法庭依法从重处理；另一方面要对轻罪案件依照情节考虑不捕或其他措施，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即总体上从轻处理。
　　（一）、在审查逮捕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1、从执法理念上适用。逮捕措施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因有强制性限制人身自由措施而含有惩罚的特征，许多检察人员认为如果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就不利于案件的审理、就有徇私枉法之嫌，在把握不住“宽”的状态下，往往是先捕了再说，从而至使慎捕少捕政策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和适用，逮捕的适用率依然非常高，这一切都要求执法人员要尽快从以前的执法理念上转变过来，提高法律素养，充分运用好法律规定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2、从逮捕条件上的适用。从审查逮捕的要件来看，首先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这一要件，“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这一要件，不好把握。因为刑法分则的条文中的所有罪名都规定了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什么情况下符合此规定，法律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是对适用“无逮捕必要的不捕”要件的规定，也是轻罪刑事政策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具体体现。但“无逮捕必要的应不予逮捕”法律并未明确提出，亦未对“无逮捕必要”的条件（情形）作出具体规定，实践中贯彻落实困难。又加上长期以来“严打”执法观念的影响，靠成适用范围的困难。 因而在无逮捕必要的适用上要扩展，对于一些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应当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不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同时避免嫌疑人特别是初犯、偶犯等在监管环境下受到交叉感染。
3、建立、健全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相关机制、完善案件管理机制和流程。在当前形势下，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建立、健全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相关机制的有关问题，如，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工作机制、有条件逮捕工作机制等，
（二）在审查起诉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1、扩大“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相对不起诉制度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精神以及个别化原则，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当前检察机关在适用相对不起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总体适用率偏低；对刑事犯罪适用率过低；对职务犯罪适用率偏高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立法所规定的适用范围狭窄，适用程序繁琐，检察机关内部机制的制约等。应当从制度上对合理行使不起诉裁量权进一步完善，如，从立法上，规范不起诉制度，扩大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范围；从监督制约机制上，取消“公诉转自诉”的规定，建立不起诉公开审查制度；从检察机关的管理体制上，简化不起诉裁量权内部运行程序，制定科学、合理的案件质量考核标准。
　2、扩大简化审和社会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两高一部”于2003年3月15日发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要把这两个《意见》的贯彻实施作为当前公诉方式改革的重点工作，作为提高公诉部门办案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措施，作为落实“宽大”刑事政策的重大举措。将“可诉可不诉的不诉”这一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对于符合条件的，检察机关应当建议或同意适用。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能够简化审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者简化审理，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
3、建立暂缓起诉制度。鉴于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笔者建议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并建立暂缓起诉制度，一方面保护犯罪嫌疑人，为其提供免受羁押或被刑事追诉的条件；另一方面防止了刑罚可能的滥用和不适当的扩张，体现人文关怀，具有预防、挽救、教育、感化、打击并举的作用，同时节约诉讼成本。暂缓起诉作为一种介于 “起诉”与“不起诉”之间的中间措施，在实践中，可以从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年龄、悔罪表现等方面充分进行考虑：一是在犯罪性质方面，属于轻罪刑事案件；二是犯罪情节较轻，具有犯罪中止、自首、立功等情节；三是平时表现良好，未受过刑事处罚，系初犯、偶犯；四是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悔罪表现，积极退赔或者协助挽回损失；五是能提供担保或者交纳保证金，具备帮教条件的。
　　4、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确立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刑事和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都能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 刑事和解制度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钝化矛盾，尽可能地减少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同时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避免加害人负面的标签效应；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刑事和解应有三方面基本要求：一是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做有罪答辩和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可由当事人自行调解；二是当事人和解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德；三是当事人和解后，无论在何阶段，相应的国家机关都应以此作为撤销案件的依据，只要被害人不同意进行和解的，司法人员不得强行进行刑事和解 。
　5、要体现出依法从严从重的适用。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与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矛盾，“严打”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严惩处。所以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意味着对“严打”政策的放弃，而是要求在宽严相济的框架中坚持“严打”方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片面追求从严惩处，从而做到严中有宽，更好地发挥“严打”的作用。 在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当中，还要继续体现出对严重危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的“严打”：一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主要包括：①严重危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如杀人、强奸、抢劫、绑架、贩毒等案件；②聚众性犯罪，如武装叛乱、暴乱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③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劫机劫船、涉枪犯罪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失犯罪，如重大责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④有组织犯罪，主要是恐怖组织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⑤邪教组织犯罪；⑥贪污贿赂犯罪。
在实体上适用“依法从重”。所谓“依法从重”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刑事政策导向的“从重”。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对适用对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予超出一般犯罪或犯罪人的否定评价；另一方面是实际处罚意义上的“从重”，即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范围内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二是程序上“依法从快”。所谓“依法从快”是指在法定的程序下，在法定期限以内，对适用对象及时审查、及时起诉，以达到有效地追究犯罪、证实犯罪、打击犯罪的效果。　　
（三）“宽严相济”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我们在反贪污工作中对贪污受贿犯罪嫌疑人既要体现严，也要体现出宽。结合目前职务犯罪工作实际，总的说来，就是要一方面高扬利剑，集中力量依法严厉打击一些社会影响大，群众众反映强烈，对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贪污贿赂案件，同时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坚持区别对待，依法从宽的原则。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1、在线索初查阶段，“宽严相济”在案件的立案关口的适用。初查工作是当前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重要手段，对于一些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政策和法律规定不明确、有无社会危害性存在争议的案件，应当慎重对待，对社会危害不大，用纪律、行政等措施处理社会效果更好的轻微犯罪事件，尽量不用刑事措施。但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大，造成严重后果的贪污贿赂案件，查处应当及时、快捷，如果是不及时处理这些线索，不仅会损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部门的权威，更会激化社会矛盾。所以，应当及时、积极排查案件线索，深挖窝案串案，查处一些涉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大案要案，从而震慑职务犯罪，遏制腐败，预防犯罪。
2、“宽严相济”在案件侦查阶段的适用。一是要慎用、少用强制措施。对于主观恶性较小，又能主动认罪，积极配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在坚持原则且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尽量不使用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实行非羁押措施。因为强制措施无论轻重，也无论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近亲好友来说，对他们的身心都会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二是对于那些情节较重，态度顽固，没有悔改表现，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的犯罪嫌疑人一定要立即采用拘留、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而且态度坚决；三是对于在案件初查阶段百般抵赖、顽固抗拒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经过教育转变了态度，认罪服法，并且积极配合侦查工作的犯罪嫌疑人也可及时改变强制措施。
3、“宽严相济”在侦查终结阶段的适用。主要是正确地运用移送起诉和移送不诉措施，起到“惩防并举”的效果。对于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又真诚悔过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充分运用移送不诉的处理办法；对于罪行虽然较重，但能投案自首或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也可移送不诉。对于应当移送起诉的，也要本着对事实负责的态度，如实在起诉意见书上反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及认罪态度、自首、立功等依法减轻从轻的情节。
三、“宽严相济”适用时应当注意的的几个问题
1、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罪要实行非刑事化处理。
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是犯罪构成中的特殊主体。这两类主体涉嫌的犯罪主要是轻罪，通常其主观恶性不深。同时，未成年人犯罪与他们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有直接关系，若仅因一次情节较轻的犯罪而对其简单地处以刑罚，将他们抛向社会，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并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地在与学校达成共识、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并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对涉嫌轻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进行非刑事化处理——暂缓起诉。“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如能更好地体现起诉便宜主义精神，既有利于适应复杂司法实践需要的现状，又能够体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思想，同时暂缓起诉制度能较好地适应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个性心理特征，能合理有效地配置司法资源” 。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符合“两高”相关的司法解释，也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2、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注重人性化办案，减少不和谐因素。司法实践的核心是保障人权，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尊重法律精神和法定权利、遵守法定程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尊重人，关心人，处处以人为本，充分维护和保障案件关系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的人权和其它合法权益。具体来说就是在案件批捕、公诉和侦查活动中要注重充分考虑到诉讼参与人的各项权利和义务，特别是侦查活动中到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单位进行传唤、询问时，尽量采取低调的做法，减少和避免传唤和取证给当事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执行抓捕、搜查任务时，尽量避免犯罪嫌疑人家中的老人、未成年人或病人在场；搜查中不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一般不扣押工资卡、工资存折，需要扣押、冻结的也为犯罪嫌疑人赡养、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注意维护企业声誉和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不轻易查封冻结企业账目、账户，不随意查封企业厂房、设备等等。
3、实施“宽严相济”，克服 “严易宽难”。
自八十年代开始“严打”以来，从重从快已成为惯性思维，“严打”刑事政策的负面效应就是导致社会对重刑的依赖，而刑罚并非越重越好，刑罚的来历性超过一定限度，会发生边际效应递减。” 在刑事检察工作中为了避免承担打击不力的责任，可捕可不捕的都捕了，可诉可不诉的诉了，怕的是放纵犯罪，过于强调严打，忽视了区别对待和宽严相济，忽视了办案的社会效果，这并不符合新的执法理念。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郑国子产病重，叮嘱太叔说：“我死后，必定由你执政。只有德行高的人能够用宽和的政策使人民服从，其次就不如用严厉的政策。被火烧死的人比较少，是因为火看起来让人害怕；被水淹死的人比较多，是因为水看起来懦弱而好玩。因此，实施宽和的政策难度大呀！”可见，“宽”的度的确是不易把握，“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远煌认为，宽严相济是惩办与宽大政策的新发展。从逻辑结构及语境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中，惩办在前，宽大在后；惩办是基础，而宽大是惩办的必要调节或补充。而在宽严相济政策中，宽是基础和前提，其更加强调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宽包含着应当和可以“宽恕”的绝大多数犯罪，尽量减少或减缓对社会生活的刑事干预。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中的宽大，受制于时代局限，其侧重于强调司法中惩治犯罪人时，要注意从轻发落和宽大处理。” 具体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过程中，要正确区分：对轻微犯罪从宽是不意味着一概从轻、不予追究，对屡教不改的累犯、惯犯即使轻微犯罪也应当按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严重犯罪从重也不是说一概严惩不贷，对某些罪行严重应当受到刑罚的严厉制裁的犯罪分子，但因其无主观恶性，并具有坦白或自首、立功等从轻情节，在从重处罚的同时也应体现出宽大的一面。

(1)参见黄京平：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法学新思维，《法学家》2007年第一期，P45
(2) 参见刘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定位与司法适用》，《法学》2007年第2 期，P21
(3) 杨兴培：《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载《法学》2006第8期
(4) 李奋飞：《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式”建构》载《中国检察官》2006第5期
(5) 陈兴良：《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1日
(6) 刘炽，王建荣：比较与借鉴：暂缓起诉制度研究。《人民检察》2005（3）P39
(7)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规制》，载〈法学杂志〉2006第4期
(8)张远煌：宽严相济：减少对社会生活的刑事干预，http://www.jrj.com 《检察日报》2006年11月16日三版

证 券 民 事 赔 偿 诉 讼 浅 析

刘现民


内容摘要：近来证券市场中的违法违纪行为频见报端，不少受到损失的投资者纷纷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尝试通过法律算什么讨回自己的经济损失。现笔者就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的诉讼主体、适用的诉讼方式和管辖等方面谈一下笔者粗浅的认识。

关键词：证券民事赔偿 虚假信息 管辖 诉讼


一、诉讼当事人

通过诉讼的途径追究证券交易市场中不法行为者的民事责任，首先就要面临如何确定诉讼当事人的问题。什么样的投资者可以作为原告？被告又是谁？

（一）原告

合格原告的范围，应按不同的责任形态和不同的责任阶段而作具体分析。

《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可以看出，因不实表示而“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投资者都可以提出赔偿请求。《证券法》第202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遗憾的是这条根本未指明谁有权提起诉讼。《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受害股东可提起诉讼，但只能是“要求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而不能直接以此获得赔偿，让受害的股东实在有点尴尬。

从理论上讲，凡因上市公司的虚假信息及其他违规行为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都可以提出赔偿请求。在具体确定有资格提起诉讼的投资者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应限定为在侵害行为发生之时并且直到提起诉讼这个期间都拥有该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但不宜规定最低持股比例或数额。笔者认为此种观点过于片面，因为某些投资者为了减少进一步的损失，可能在起诉之前将所持有的股票卖出，但其基于不法行为者的不法行为所遭受的损失依然存在，其所受的损失也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时间上，将内幕交易、发布虚假信息等违规行为发生到此违规行为披露之日买进或者卖出的所有投资者包括在具有请求权的主体范围之内。比如在银广夏案件中，凡能证明因依赖不实表示而买卖该股票之投资者都可以主张权利，并不仅限于买方，也无须与发行人或包销商有直接交易关系。

（二）被告

我国《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该条责任主体并没有包括发起人。外国的证券法一般都规定发起人的责任，我国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了表示不实的民事责任主体中有发起人。《证券法》中对发起人的责任之遗漏是不妥当的。

我国《证券法》第161条和第202条均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就其所应负有责任的内容弄虚作假而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银广夏案件中，该上市公司的董事、高层管理人员、财务总监肯定要承担责任，非执行董事也有审核财务报表的责任，起码也存在着表面责任，如果要推翻责任，必须自己举证已经用尽了自己的审查能力也没能够发现问题。公司的外部人员如公司财务报表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师等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二、诉讼方式及管辖

广大投资者要想通过诉讼途径获得赔偿，必须要确定怎样起诉，到哪家法院起诉的问题。

（一）诉讼方式

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规定的代表人诉讼方式

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在代表人诉讼中，人民法院在受理后可以对外发布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受到损害的相关投资者）在一定的期间内到人民法院登记，确认是否选择代表人代为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法院最后的判决、裁定将对诉讼代表人和所代表的全体当事人即所有参加登记的投资者有效，如果有的投资者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进行登记，只要还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的，仍适用人民法院的该判决、裁定。这种制度的优点是由遭受损害的投资者推选自己的代表人进行诉讼，可以避免大批的股民涌进法院的现象。由于一旦发生证券民事赔偿的诉讼，相关投资者人数众多，且地域垮度很大，几乎遍及全国，如何选定代表人在实际操作上也相当困难。对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征得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的规定，在操作上也十分困难，即使可行也成本昂贵。

由于地域、交通、通信等因素，遭受损失不大的投资者为避免麻烦可能不在人民法院的公告期间进行登记，在诉讼时效内也不主张权利，这样在判决中所确定的不法行为者的赔偿额可能大大低于其违法所得的利益，反而放纵了不法行为人的不法行为。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代表人必须是由当事人推选的，且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即参与诉讼必须是具有共同或同样的法律利益，这些限制条件不太适合证券民事诉讼。有人主张扩大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范围，允许某些团体可以基于有关法律的规定，直接以诉讼代表人的身份代表众多的投资者提起诉讼。只要代表人是善意维护投资者的利益，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行事，就可以就变更、放弃自己的诉讼请求、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和和解等事宜独立地作出决定。

在此也建议尽快成立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协会，发挥专业优势，帮助中小投资者处理所遇到的权益损害问题，提供法律咨询，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复兴。此协会可以接受中小投资者赋予的诉讼行使权，代表受害投资者实施集团诉讼，如同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提起诉讼一样。这样可以避免中小投资者单个诉讼因诉讼成本和信息等不对称而处于弱势。

第二种是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它适用于当上市公司董事会不就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主张权利时，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或小股东可以以上市公司的名义起诉包括董事在内的被告，因为在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大股东自己控制的董事会自然不会向大股东主张权利，要求其赔偿损失，此时，监事会或小股东就可以代表上市公司向大股东主张权利，要求赔偿。此制度的施行要以一定的法律规定为依据，因为监事会或小股东要以上市公司的名义起诉要得到法院的承认。对于多少小股东可以提起这种诉讼，小股东的人数、持股比例等等，我国现行的法律没有相关的规定，同时小股东在地域上又具有很广的分散性，操作起来也在一定的难度。

第三种是集体诉讼制度。集体诉讼在美国应用较多，它不同于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以亿安科技操纵案为例，如果某一个诉讼判决生效了，此案中的投资者胜诉，其他因判决书中所规定的原因而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就都可以根据这个判决要求索赔。但在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下，如果投资者不起诉，他就不会因为其他投资者同一案件的胜诉为依据直接提出索赔。

在管辖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规定，对于一般的民事侵权纠纷，可以适用选择管辖，即选择被告所在地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行为发生地、侵权行为结果地）的法院管辖。对于多个被告，原告可以选择一个被告的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把证券民事赔偿的案件作为一般的民事诉讼来处理，对于多个可选择的管辖法院，原告（受害的投资者）可以选择一个方便自己诉讼的法院起诉。一般来讲投资者较趋向于选择当地的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结算机构（侵权行为结果地）所在地的法院进行诉讼。而证券公司几乎遍布我国的大中小城市，若每个受害的投资者都到当地的法院起诉，则仅银广夏一案的数目就要以万计，这样不仅原、被告的诉讼成本很大，法院也要被那么多投资者挤得水泄不通，同时也极有可能对于同类案件不同的法院作出不同的判决。

鉴于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原告涉及面较广，若允许全国各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均可受理此类案件，一是诉讼成本较高，二是法院诉累，三是易产生相同案判决不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审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但若凡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也不现实。在我国的证券交易所只有上海和深圳两家，广大投资者也大都集中在我国的沿海地区，沪深两地的法官对证券业务素质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凡涉及因侵权而发生的证券民事赔偿的案件可由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上海或深圳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在受理后由法院发布公告，同时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其经营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及相关报章上发布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及诉讼请求，通知相关权利人在一定的期间内向人民法院进行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