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计生委，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计生委：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国内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就业压力明显增加，加上元旦、春节临近，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开始集中返乡，给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情况和新问题。为此，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8]130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当前返乡农民工工作，从促进农民工就业、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做好农民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为贯彻落实国办《通知》精神，切实做好流动人口特别是返乡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返乡农民工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做好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低生育水平长期稳定。各省（区、市）人口计生委要高度重视当前返乡农民工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工作，全面把握十七届三中全会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创新体制机制，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中切实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

　　一是抓紧实施“十一五”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按照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部署，研究落实好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重大项目安排。按照《通知》要求，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返乡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和计划生育相关知识宣传，组织和支持返乡农民工投身新农村建设，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推进农村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机构的建设。同时，加强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提高面向返乡农民工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技术服务、药具发放、信息采集等服务能力和水平。

　　二是做好对返乡农民工及其随返家属的计划生育服务。各地要按照《通知》的要求,切实加强农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计划生育工作的协调配合，落实好各项服务管理措施。流入地要进一步强化属地化服务责任，建立健全社区外来人口登记制度，畅通免费提供避孕药具的渠道，落实流入育龄妇女现居住地定点服务制度，提高流动人口享受计划生育基本免费项目服务率，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流出地要进一步强化源头管理责任，依法落实流出人口及返乡农民工家庭应享有的奖励优惠政策。建立随访和动态管理制度，切实做好外出人口的登记、宣传教育，落实避孕节育措施，免费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切实做好流动人口和返乡农民工统计监测

　　充分发挥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网络优势，配合相关部门，加强流动人口和返乡农民工的统计监测工作。利用基层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网络，开展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状况调查，摸清流动人口底数和流向，了解返乡农民工及其随返家属的计划生育情况、生殖健康需求和返乡后的就业意向，及时把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动向和新趋势，为领导和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各省（区、市）人口计生委要按照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监测的有关要求，探索建立全员流动人口统计和流入、流出重点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动态监测系统，形成以城乡社区为平台、以部门信息共享为依托、以人口计生部门信息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信息采集、交换、监测、分析和决策支持系统，适时掌握流动人口和返乡农民工的变动状况及发展趋势。流出人口较多的省份要对农民工节后返城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和统计，及时上报有关情况。各地要认真实行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统计报表制度，提高统计信息质量和分析研究水平。

　　三、深入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关怀关爱”专项行动

　　2009年元旦、春节即将来临，各省（区、市）人口计生委要按照《通知》要求，充分利用春节期间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集中返乡探亲的有利时机，结合本省（区、市）“两节”期间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要求和“三下乡”活动部署，继续在全系统深入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关怀关爱”专项行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活动，送政策、送宣传、送服务上门，为流动人口特别是返乡农民工提供计划生育政策咨询和生殖健康服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关注返乡农民工的生产、生活和生育状况，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家庭留守老人及儿童的帮扶慰问活动，为农民工困难家庭排忧解难；积极开展便民维权活动，保障农民工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营造全社会关怀关爱流动人口的良好氛围。

　　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

　　二OO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王圭宇




在当今世界上，但凡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一般在其宪法当中都会确立一项特殊的制度，即对总统的弹劾程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监督总统更好地履行宪法职权，发挥其在国家宪政结构中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对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以期达到它与国家权力结构中其他各项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与制约。
俄罗斯联邦宪法上的总统弹劾制，同样与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俄罗斯联邦总统制，溯源于苏联解体前所实施的总统制，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产物。1990年3月14日，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法，它通过修改补充苏联宪法第127条等内容，在苏联历史上首次确认了总统制。至于当初设立总统制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通过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方法来强化对国家法律和其他国家决定的执行机制，以保障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现行宪法。它确认了俄罗斯联邦现行的总统制，即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同1991年时的总统制相比，现行俄罗斯联邦总统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在国家宪政结构中凌驾于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这三权之上，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处于主导地位。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1条就明确宣称，“俄罗斯联邦总统享有不受侵犯权”。甚至，和实行典型总统制的美国相比，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权力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其总统弹劾制度。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3条之规定，俄罗斯联邦弹劾总统的根据在于“犯有叛国罪或其他重罪”，把之前《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宪法（基本法）》曾规定“违反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法律以及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誓词”这一弹劾根据予以删除。至于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弹劾程序，宪法做了极其严格的规定，包括国家杜马提出弹劾指控、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对国家杜马提出弹劾指控的认证和联邦委员会通过弹劾决议这三个重要阶段。不仅如此，在每一个阶段，又有更为严格的步骤和时间限制，致使宪法上规定的这个总统弹劾程序变得“无法实现”。可以说，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确认了一个比美国总统弹劾制更难以实现的总统弹劾制。正是由于该总统弹劾程序的极其严格性，时至今日，在俄罗斯联邦宪政史上，只发生过一次正式的总统弹劾案。
俄罗斯联邦历史上这唯一的一次总统弹劾案，发生在叶利钦总统时期。1991年底，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开始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之后，在叶利钦的主导下，制定并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当时，围绕宪法草案的内容，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民主派”一方曾与以苏共为首的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以叶利钦主导下的宪法草案获得通过而告终。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新通过的宪法规定了资本主义宪政制度原则，指明了把俄罗斯改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前进方向，宣布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性质为“实行共和制的民主的、法治的联邦国家”。为此，俄罗斯联邦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阵营视其为叶利钦主导下的“罪恶制度”，以至于对其深恶痛绝。不仅如此，在叶利钦担任两届总统期间，俄共以各种理由（比如，俄罗斯联邦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等）多次要求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并以对叶利钦提出弹劾指控相威胁。
最终，在1999年5月，国家杜马中的俄共等左派以1991年签署和准备实施“别洛韦日协议”、1993年“十月事件”、1993年-1996年在车臣实施军事行动、导致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衰败和镇压俄罗斯人民这五个罪名正式对叶利钦提出总统弹劾指控动议。结果，国家杜马未能就上述五点指控中的任何一点获得其全体代表的2/3多数票赞成，因此，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夭折在了总统弹劾程序第一阶段当中的第一步骤，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1999年5月15日，国家杜马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指控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尽管现行宪法是在叶利钦的主导下制定的，但它是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的，基本上代表了俄罗斯民众的意愿和选择。至于在俄罗斯联邦设立总统制，一则是全民公决决定的，二则是由于当时俄罗斯联邦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在经济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出现了经济动荡的局面；在政治上，由于当时俄罗斯联邦刚刚独立，面临地方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威胁，政治动荡，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联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去引领俄罗斯联邦实现平稳过渡，因而就不会允许通过弹劾程序轻而易举地变换总统，以免出现政治动荡。
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改革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同时，它还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多发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敏感性不断增强。在这种复杂的情势下，就必须要维持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前后毅然决然选择实行总统制，而且总统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性地位。2008年12月30日，俄罗斯联邦修改了现行宪法，把总统任期由四年延长至五年，也充分彰显了总统在俄罗斯联邦政治生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俄罗斯联邦总统制以及总统弹劾程序在社会转型期的运作实践，揭示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一个强有力领导力量在国家政治转轨中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经验，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转型期都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政治上的转轨、经济上的转型、文化上的弥合、社会上的矛盾，在法治和宪政建设的道路上，要注意政治力量对其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同时，还要反对激进主义，坚持循序渐进的进路。我们应该加强对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建设与改革的研究，因为它既不同于战争年代的“革命政治”，也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法治（宪法）政治”，而不妨称之为“转型政治（学）”。目前，中国也处于社会转型期，尤其需要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