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问题由来：
委托执行的案件，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的执行裁决权，应由委托法院行使，还是由受托法院行使？

对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之间的关系，民事诉讼法并未有规定，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则经历了一个由限制受托法院权力到逐步扩大受托法院权力的转变。

1998年7月8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1条：委托法院在执行中，认为需要变更被执行人的，应当将有关情况函告委托法院，由委托法院依法决定是否作出变更被执行人的裁定。

2000年2月24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一项则规定：委托执行后，遇有下列情况，由受托法院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１）需要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

从司法解释的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受托法院的权力逐步扩大是一个趋势，这体现了委托执行中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减少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公函往来，提高执行效率的作用。

但2011年4月25日最高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委托执行进行了系统规范，其第十五条又说明：“本规定施行之后，其他有关委托执行的司法解释不再适用。”依照同等级法律“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该司法解释即已将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第9条尽数废止。然而，该新《规定》又未能对委托执行中的变更追加权限问题作出规定。那么，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之间执行裁决权的划分问题、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究竟应由哪方法院决定，目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应由委托法院行使，理由是，受托法院系受委托法院执行机构委托，代为行使对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权力，而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则系根据法律特殊规定对原有审执分离的法律体系的突破，仅在法律特殊授权的情况下，方能行使。而受托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变更或追加当事人的权力并无法律、司法解释的特殊授权，所以追加、变更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只能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授权，由委托法院行使。

另一种意见认为，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应由受托法院行使。首先，目前有关委托执行的唯一有效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未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从1998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到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４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的发展沿革中可以看出，受托法院的权力逐步扩大是一个趋势，这体现了委托执行中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减少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公函往来，提高执行效率的作用。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定权应由受托法院行使，理由有二：

一、从执行效率而言，变更、追加执行主体应由受托法院行使。

在委托执行中，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是受托法院，受托法院如果没有执行裁判权，凡遇到执行中的重要事项，都必须函告委托法院，由委托法院处理，陷入了类似审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怪圈。同时，耗费时日的往来函告、请示、回复等工作程序也会使委托案件久拖不决。

二、从虽然法无明据，但依照原司法解释和新近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可以看出司法解释系倾向于由受托法院行使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的。

从前述2000年2月24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第9条对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1条明确变更可以看出，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由委托法院行使是最高院之前实施过，但之后明确否定过的做法。

而从目前唯一有效的有关委托执行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诸多条款判断，也不难判断最高院倾向于由受托法院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如该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案件委托执行后，受托法院应当依法立案，委托法院应当在收到受托法院的立案通知书后作委托结案处理。也就是说，委托法院在委托完成后，即已结案处理，从程序而言，该案对于委托法院即告终结。之后自然亦无权限对追加、变更事项作出审查、裁判。而在该规定第十一条亦规定，如果受托法院怠于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有权向受托法院的上级法院请求救济。原委托法院即与该案处理无关。既然委托法院结案，并不对该案享有监督、督促职责，那么，从反面判断，也只能由受托法院行使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委托执行中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应由受托法院行使既是提高执行效率、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亦可相容。
　　1月31日，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检察机关起诉的强制医疗案，当庭宣布对被申请人付强（化名）进行强制医疗。由于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没有申请复议，该案于2月6日发生法律效力。据悉，这是新刑诉法自今年1月生效以来江西省首例强制医疗案。在刑诉法修正案颁布之前，我国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规定不够完善，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后的处理机制匮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一制度成为个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法律追究的护身符。有鉴于此，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特别程序编中专门增加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明确规定了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程序、救济手段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本文将对强制医疗程序的性质及具体实施作出法律分析。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性质

　　按照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种《刑事诉讼法》的特别刑事诉讼程序，本质上是对精神病人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一种社会防卫措施。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种类程序”中专章规定了“保安处分程序”，强制医疗要对精神病的人身自由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虽然强制医疗并不是刑罚，但毕竟是对人身自由进行了限制需要由法律作出规定。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对象及适用条件

　　1、强制医疗程序的对象

　　既然是非刑事处分的诉讼方式，适用的对象就是无罪者，受到处罚的人并没有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而是基于他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本身固有的人身危险性才展开必要的诉讼。按照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这一程序适用的对象，是指实施了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从客观上讲，这些人确实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或者具有危害社会的严重危险性，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由于其身份排除了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刑法明确规定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把这些案件一并纳入刑事诉讼程序统筹解决，目的在于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不受损害。

　　2、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条件

　　一是精神病人实施了暴力行为，危及到社会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应当理解为精神病人的行为满足了犯罪的客观要件，客观上达到了犯罪程度。二是行为主体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这种人身危险性不能在非强制手段的情况下得到消除，并给社会和公民人身、财产带来严重损害后果。三是符合医学上的精神病成立标准，即通过专门的医学鉴定来确定行为人属于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四是被强制医疗人的暴力行为发生在丧失刑事责任能力之后，如果行为人在精神正常情况下实施了犯罪行为，其后由于患上精神病而实施暴力行为，不属于该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

　　三、强制医疗的申请程序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5 条第2 款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本条第2 款规定了强制医疗的申请程序， 根据提起的主体不同，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由人民检察院根据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提出的申请， 二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四、强制医疗的审理程序

　　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公安机关决定强制医疗的程序不透明，连听证都无需举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6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强制医疗的申请后， 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 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由于强制医疗的适用直接关系到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和判断行为人是否符合284 条规定的三个要件非常复杂，所以由合议庭的审判组织形式更有利于案件质量的保证。本条第2 款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的告知程序和“强制代理制度”，因为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由于患有精神疾病、缺乏诉讼技能甚至人身受到限制，很有可能不能有效参与到审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所以告知程序和“强制代理制度”是必要的程序设计和“尊重和保障人权”具体的程序体现。

　　为了确定被申请人是否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应该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法庭审理应该查明: ( 1) 是否发生过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和其他情况，是否属于暴力行为，是否危害到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自由; ( 2) 被申请人是否实施了该行为; ( 3) 被申请人过去是否患有精神病，实施该行为时精神病的程度和性质，是否处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状态; ( 4) 被申请人的精神病是否可能使其继续危害社会; ( 5) 是否应该适用强制医疗措施和应该适用何种强制医疗措施。

　　五、强制医疗的救济程序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287 条第2 款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本款是关于对决定不服申请复议的规定， 为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供了救济程序。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程序，所以，它既有司法程序的特点，又明显具有行政方面的特征。其行政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引入了行政复议程序。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经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也有权申请予以解除。这是在程序上具有行政权的非终结性特征。

　　六、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侦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申请强制医疗的监督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可见，对于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申请，检察机关有权决定终止程序，不再向法院提出申请。

　　2、在审理程序对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的程序的监督

　　强制医疗事关人身自由的限制，检察机关应该派员出庭，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甚至规定检察长要参加法庭审理。对于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强制医疗决定，检察机关可以充分利用纠正违法审理建议书或检察建议书等形式，对审理程序违法问题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应当对此做出书面说明。

　　3、在执行阶段对强制医疗机构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