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
甘肃省静宁县人民法院 魏齐富
内容摘要：
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详尽规制，不应是原则性的条款表述，而应以规则性条款加以规定，以便于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在宪法实践中的具体援引和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确认宪法对公民直接效力和确认宪法对公民受侵犯而予以直接救济，已成为法治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国际上将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视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标志的潮流下，我国宪法也应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作出必要的回应。
关键词：
公民权利 国家权力 直接效力 宪法诉讼
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了四部宪法，其中“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在排序上均次于国家机构，说明这三部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轻视。“八二”宪法将公民权利首次提到国家机构的章列之前，应该说，“八二”宪法对公民规定已经相当进步了，这也表明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上，以宪法的形式加以规范法律化。公民地位排在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之前。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法思想。
1789年的《人权宣言》宣告，公民权利是天赋的、自然的、人人平等而具有的、不可消灭的权利。同时也要求“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1)亦是言，权力来源于民众，现代国家从法律意义上说，应当是民众选举代表，组成国家，由民众集体授权给国家，以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和执行社会公共意志，维护民众的正常有序的生活。从这点出发，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
“八二”宪法以前的三部宪法，均推崇国家权力至上，忽视并规避对公民权利切实保障。明显的漏洞即在于，政治活动中张扬和宣示主权在民，但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拥有主权的民众却被无数次愚弄，“主权在民”仅成为少数人玩弄宪法的招牌而已。其实质即国家权力远远高于公民权利，这在宪法的排序上即可看出。
“八二”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大幅度提升，表明“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2）人民当家作主，即人民主权，按法律精神而言，权力是为实现权利而由权利派生的。公民权利在宪法中的至上性正是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和根本。当然，公民权利的天赋性和至上性决定其为宪政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它是宪法制定和实施的终极目的。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地位作了明确规制，但对公民权利的范围却没有加以明确划分。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
宪法对公民权利范围的规制，应该体现“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不应仅仅只限于宪法原则性条款所列举的，而应根据宪法精神派生和廷伸：一切与宪法精神不相冲突和抵触的权利，均应归属到公民权利的范畴。但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只注重宪法的成文化条款所赋予的权利，未成文但根据天赋和自然精神所应享有的权利却不在其保障之内。但是，法律的成文化不能涵盖法律精神。所以，成文条款之外的权利在受侵犯后，应当得到宪法的直接或间接救济。
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3）当然，宪法规范的明确性主要应以规则来体现，并且只有规则才能做到肯定、明确。宪法是为了规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而制定的，权力的界限和权利的保障都需要在宪法中加以明确化。宪法对公民权利不作具体规定，而只以“确认原则为限”，权利的种类、范围和界限不明确，保障公民权利就只会是一句空话，而随意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违宪现象就不会受到制止和惩处。
由于我国宪法规范以原则性为主，并且在立宪、修宪时就以原则性为指导思想，导致我国宪法中原则性规范过多，公民权利的规制也不例外，要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和及时救济，应当以规则性规范来界定公民权利的范围，也是确定合宪与违宪的唯一标准。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权利和权力的次序关系，若果对二者的孰先孰后存在模糊或者有意规避，对探讨公民天赋权利的保障毫无益处。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明确而正当的宣示，即意味着对传统“人治”权力毫不客气的限制。尤在现代法治理念国家的运行过程中。更加强调国家权力的有限操作性和公民权利的有限妨害性。
宪法之所以成其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之于它代表着组成国家的基本元素即公民的无尚权利和利益，是对公民存在价值合法而正当的肯定。亦是言，对国家机关无限权利的否定，它承载着公民天赋权利能够实现而且应当实现的法治精神。
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享有权利是社会成员实现个体自主和自由的具体表现。立宪正是为了明确界定国家权力运行的范围和力度，从而赋予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大部分领域的权利，以及公民在授予国家权力时所保留的自然权利不被侵犯。
当然，要使公民权利得到善良有序地行使，并作为国家机关正常而健康运行的一个内容，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则成为立宪及司宪的根本目的。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则是宪法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终极目的。基于此，在权力交易的一级市场中，人民通过宪法将自己的主权权力委托给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所支付的对价理应是合理配置权力，并且规范权力的有效运行，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明确国家权力的范围，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才能明确肯定地赋予公民权利应有的法律尊严。任何民主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人民通过民主选举将自己的主权权力委托给依法成立的各类国家机关。由此推断，国家机关的权力仅限于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范围，法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应由人民保留，国家机关不得行使，更不得侵犯。
可是，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极少制约，而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过多干预和任意限制，乃至于侵犯，形成本末倒置的局面。
面对现行宪法在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基本瘫痪状态下，我们应当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国家权力乃是公民权利的派生和延伸，作为原始权的公民权利独立于作为派生权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不得也不应当超越于公民权利之上，公民权利为国家权力的行使划出了界线。国家权力从宪政理论上将其设计为保障和促进社会成员即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并作为公民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公力支柱。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是相互冲突和消长的关系，国家如果“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以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它将一无所用。”（4）说明国家不惜牺牲作为国家权力存在依据的公民权利时，国家权力的骤然膨胀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萎缩和抑制。若果宪法按照宪政理论的设计，将公民权利规制得详实而具体，国家权力的行使自然就受到相对的限定和制约。
人的社会，是由于人需要有一个能够维护群体利益和人的权利被侵犯时得到公正救济这样一个团体，才自发组成国家，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其权力不是神授，也不是天然的，正如霍布豪斯所说：“国家的职责是为公民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依靠本身努力获得充分公民效率的一切。”（5）亦是言，权利派生权力，权力服务权利。
我国传统的国家权力即行政权的至上本位，直接影响了现代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八二”宪法尽管对公民权利作了必要的列举，但是，公民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却无法得到及时而妥善的救济。我们强调国家公利益而轻视公民私利益，或者说着重在建设和加强国家权力，而散置和削弱公民权利。立法权和司法权往往受到传统核心权力??行政权的左右和干扰。整个社会系统要正常运转，离不开面面俱到的行政权，但行政权的无限膨胀，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和公民民主权利的保护恰恰有所损益。因为：“没有一种暴力能强迫生长，任何一种依靠感情的一致，依靠对意义的理解，依靠共同愿望的有社会价值的事情，都必须体现自由。”（6）要体现自由，必须张扬宪政威仪，宪政的精神便是：权利至上。
“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原则，也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7）自由是一切公民权利的出发点，从自由派生出的公民权利是宪法保障的具体归宿，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不过是体现国家主人即人民的自由而已。
要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任意侵害，必须用宪法形式来限定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力和消极不作为的义务，无论是对权力的限定，还是对义务的设置，均体现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善良保护。我们在申明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和公民权利的至上性同时，也应明确：公民权利的保护需要借助国家权力的干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后，国家权力的直接介入正是权利派生权力的初始目的。
这种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实际上也丰富了公民权利的内涵：公民权也由经典的自由权转变为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两项权利也涵盖了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罗列。要使公民得到最根本最广泛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不能放任公民权利的无限滥用，否则谈不上维护和保障其权利，相反则有损于公民权利的实现。“自由的领域就是生长发展的领域，自由和控制之间没有真正的对立，因为每一种自由都依靠一种相应的控制。”（8）
我们在探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同时，应当批判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那就是我国的基层政府在行政执法中，滥用行政权，并使用墨镜、手铐、警笛的暴力行为，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而我们的宪法却视若无睹，这背后是一种封建特权和权力至上在作祟，在我们传统的公私意识里，公权对私权享有无可辩驳的支配权，这也导致了我国现行宪法在制定时就潜藏着一种封建专制权力的阴影。所以，我们的人民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而定其经国大略的宪法却严重滞后。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缺陷
近现代宪法的发展历程告诸我们，人们之所以承认国家，承认少数统治者的权力地位以及制定宪法和实施宪政，其良好愿望在于将自身无可达到的希望寄托于宪政的执行者??国家。借助国家公权力来保护每个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这才是立宪施宪的初始目的。但是，我们一贯传统的思维却将这种人类共通的宪法精神加以严格规避，谁倡导自由，谁便是自由化思潮的代言人。殊知，我们要求并张扬的自由是宪法根据自由精神赋予的，是法定的。自由的展开，便是建立在法定自由基础之上的各项公民权利，但我国宪法，从一定程度上看只是旨在温暖人心的价值符号。
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在传统核心权力即行政权面前，疲软无力。行政权的传统力量使得历受政治统治的公民无法具备施行宪政的精神。并且权力的行使亦无现代的宪政理念，他们不希望公民动辄要求权利，而更希望公民的义务履行。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公民的宪政精神得以限制，权力愈加绝对，公民权利处于弱势。
“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就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是无须思想、怀疑或者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9）孟得斯鸠的言说，针对中国现行宪法下的国家生活状态，是不会错的。因为，我们的国家主体很少具有这样一种精神：“按照社会条件的许可准确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其他什么也不能做。”（10）并且，我们的公民同样不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人们的自由要有效，就必须承认某些相互的限制。”（11）这种精神的具体外化，就是利用立宪和施宪来切实有效地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国家和公民都必须具备现代法治要求的独立和克制的精神，相互尊重。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和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的条件下，仍然重国家价值，轻社会价值的同时还重义务、重秩序而轻权利、轻自由。在对待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公民政治权利上，徘徊不前，犹疑不定，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在变了的环境下维持旧秩序等于引起一场革命。”（12）
当下，公民宪政要求的满足，全凭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赠与，推动国家向现代、文明、民主的方向发展也取决于当下执政者。其实，我们对给予公民权利太多将直接影响政治稳定的担心毫无必要，因为“人民一旦接受了好的准则，将比所有正人君子更能持久地遵守。”（13）
我们必须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14）就须“打破治人者与治与人者的传统关系的格局，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制其成为治人者的强烈欲望。”（15）当然要求“主权者”即公民积极主张自己应有的不可剥夺和转让的权利。
宪法是国家大法，是根本法、母法，具有最高效力。但是在保护权公民基本权利上却断无效力可言，司法判断无所凭据，即是言，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制无直接效力。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宪法从来就有直接效力。在二战后制定的宪法中，宪法条文可以直接援用作司法裁判的依据。当然，公民权利规范自在其中。
宪法之所以宣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因为其乃为宪法的精神支柱，也是宪法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同时还是政府正当性合法性来源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宪法之所以确定公民权利以直接效力，是因为公民权利乃私权，相对国家权力而言，在施行上不依靠公力是软弱无力的。为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侵害，其直接效力在司宪和司法实践中足以对抗国家权利，即公民应当享有宪法赋予的抵抗权。若果公民权利无直接效力，即公民不能依据宪法规范在受侵害后提起诉讼，则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权力因缺乏外在强制，拒绝或迟延履行义务，从而导致公民权利实际上得不到有效救济，而只是国家的“恩慧”。这和宪政精神大为悖逆。
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制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的救济措施。尽管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宣示其“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公民及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但由于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建全，从而使宪法原则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侵犯公民权利易于反掌，尤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更为甚，由于宪法条文的过于原则化，极易被权力代理人架空，成为各种违宪行为合法化的避护伞。而宪法却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常备机构和配套措施。其实质则是公民权利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和“乌托邦条款” 而已。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6）权力的被滥用，是因为权力的过于绝对，自行定位成“治人者”的国家工作人员得不到应有的监督，违宪后又得不到相应的责任追究。救济，宪政所急需。
厦门经济特区反不正当竞争条例
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厦门经济特区反不正当竞争条例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厦门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9月30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厦门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以下统称经营者），必须遵守本条例。
经营者以外的组织和个人在本市从事与市场竞争有关的活动，也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条例的规定，违反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支持、包庇、参与不正当竞争行为。
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条
商会、各行业协会应制定本行业自律公约，协助监督检查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制止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六条 本市鼓励、支持、保护正当竞争。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权举报，监督检查部门应为其保密。
对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成绩显著以及举报不正当竞争行为属实的，应予以奖励。
第二章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
第七条 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假冒注册商标行为：
㈠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㈡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
㈢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㈣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图形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璜使用；
㈤在经营活动中擅自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第八条 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璜，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璜。
经营者不得销售明知与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璜相同或近似的商品以及生产、销售该商品的包装、装璜。
本条所称知名商品是指下列商品：
㈠具有驰名商标称号的商品；
㈡具有著名商标称号的商品；
㈢具有一定知名度为相关公众知悉的其它商品。
第九条
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他人的单位名称、姓名、特殊标识或者代表其名称、姓名、特殊标识的文字、图形、代号、条形码、标志，使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或者经营活动。
租赁他人柜台、场地的经营者必须标明其真实的名称和标记，不得以出租人名义进行经营活动。
第十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
㈠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
㈡使用被取消的认证标志或者名优标志；
㈢伪造或者冒用质量检验合格证明、许可证及其标记、编号或者监制单位；
㈣伪造单位名称、单位地址、产地；
㈤伪造商品规格、等级、成分及含量；
㈥伪造商品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等；
㈦伪造、擅自制造认证标志、名优标志、防伪标识、商品条形码，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认证标志、名优标志、防伪标识、商品条形码；
㈧产品或者包装上的标识依法应当标明的内容而未标明。
第十一条
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自己的商业信誉或对商品的价格、质量、制作成分、制作方式、性能、用途、产地、生产者、重量、含量、数量、有效期限、使用方式、知识产权状况、经营状况、销售服务等作引人误解或虚假的宣传或表示。
本条所称的其他方法，是指下列行为：
㈠指使他人或者亲自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
㈡进行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现场演示和说明；
㈢印制、张贴、散发、邮寄引人误解或虚假的产品说明书和其他宣传材料；
㈣在经营场所内对商品作引人误解或虚假的文字标注、说明或者解释；
㈤通过公共传播媒介作引人误解或虚假的宣传报道。
公共传播媒介及其工作者不得对经营者或商品作虚假宣传报道。
第十二条 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或者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经营者不得把自己的商品与其他经营者的商品作不适当的比较，贬低其他经营者的商品。
第十三条 经营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排挤竞争对手。
前款所指成本包括生产成本或销售成本。生产成本按国家有关规定确定。销售成本按生产成本加上税收、合理费用和利润确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㈠销售鲜活商品；
㈡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者其他积压的商品；
㈢季节性降价；
㈣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
㈤销售符合规定的处理品。
第十四条 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店堂告示、通知、声明等方式对经营者、消费者作出显失公平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依法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十五条 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强制行为：
㈠强迫他人与自己交易，或者强迫他人放弃与自己竞争对手进行交易；
㈡强迫他人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或者阻碍他人之间建立交易关系；
㈢强迫竞争对手回避或放弃与自己进行竞争；
㈣其它强买强卖、欺行霸市行为。
第十六条 经营者不得以契约、协议等方式联合实施下列限制竞争行为：
㈠联合确定商品的购销价格；
㈡限定联合各方商品的产购销数量；
㈢划分商品的产购销范围及交易地区，交易对象；
㈣拒绝购买或者销售特定经营者的商品。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招标者和投标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从事招标和投标：
㈠投标者之间相互约定，共同抬高或者压低投标报价；
㈡投标者之间相互约定，在招标项目中轮流中标；
㈢招标者向投标者泄露标底或者其他投标者的标书内容；
㈣投标者之间或者投标者与招标者之间相互约定，中标后给予对方额外补偿；
㈤投标者之间或者招标者与投标者之间在招标过程中的其他串通舞弊行为。
第十八条 拍卖当事人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从事拍卖和竞买：
㈠竞买人之间相互约定，共同压低拍卖标的物的报价；
㈡竞买人之间或拍卖委托人及其代理人与竞买人之间相互约定，拍卖成交后给予对方额外补偿；
㈢拍卖人不按规定收取佣金的；
㈣拍卖人、拍卖委托人及其代理人参与竞买或委托他人参与竞买；
㈤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委托人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其他串通舞弊行为。
第十九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
㈠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㈡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所列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㈢违反合同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㈣以高薪或者其他优厚条件聘用掌握或者了解权利人商业秘密的人员，以获取、使用、披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品秘密是通过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披露的，而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包括原料配方、工艺流程、技术诀窍、设计资料、管理方案、营销策略、客户名单、货源情报等。
第二十条 经营者所属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从事下列徇私竞业行为：
㈠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的单位同类的业务；
㈡以高于市场价格水平的价格向利害关系人采购商品或者以低于市场价格水平的价格向利害关系人销售商品；
㈢向利害关系人采购不合格商品。
前款所称工作人员是指经营者的董事、经理、合伙人、直接业务人员；所称利害关系人是指工作人员的亲友或其投资或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不得利用现金、实物或者其他使对方受益的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不得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
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可以以明示的方式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帐。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也必须如实入帐。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不得以下列手段从事有奖销售：
㈠谎称有奖或者对所进行的有奖销售的有关情况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
㈡设有中奖标志的商品、奖券未全部投放市场，或者未同时将设有中奖标志的商品、奖券和没有中奖标志的商品、奖券投放市场，或者未同时将标有不同等级的中奖标志的商品、奖券投放市场；
㈢内定中奖人员；
㈣有奖销售推销的商品价格高于同期同种商品市场价格水平的；
㈤空缺所承诺的奖项；
㈥总奖励额与所承诺的数额不符的。
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向消费者附带赠送礼品的销售活动：
㈠对赠品的品种和数量等作引人误解或者虚假的宣传的；
㈡推销的商品价格高于同期同种商品市场价格水平的；
㈢对购买商品的消费者采取歧视待遇的；
（四）赠品是假冒伪劣产品的。
第二十四条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或具有经营优势的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
㈠强制或限定消费者只能购买、使用其提供的或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而不得购买和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同种商品；
㈡对不接受其不合理要求的消费者，拒绝、中断或者削减供应相关商品或者滥收费用；
㈢以检验商品质量、性能等为借口，阻碍消费者购买或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其他商品；
㈣其他滥用经营优势，妨碍他人公平竞争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其它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实施下列行为：
㈠限定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范围、方式、对象、数量、价格等；
㈡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
㈢采用建关设卡、提高检验标准、增加审批手续等手段，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㈣限制经营者的其他正当经营活动。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监督检查部门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有权行使下列职权：
㈠《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职权；
㈡对有可能被转移、隐匿、销毁的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经监督检查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查封、扣押，但查封、扣押时间不得超过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办案期限。在查封、扣押期内，商品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可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先行处理。
查封、扣押的财物，自查封、扣押通知送达或者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无法找到当事人或当事人不来接受处理的，按无主财产上缴财政。
㈢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向金融机构查询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存款及来往款项。
第二十七条
经营者、消费者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时，有权向监督检查部门投诉，监督检查部门在接到投诉后，应当在７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书面决定，并通知投诉人；对决定受理的投诉，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处理；重大和复杂的案件经监督检查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消费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消费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消费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第二十九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可按本章规定处以罚款。
第三十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处以违法经营额５０％以下或者侵权所获利润５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处以违法经营额３０％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处以该批产品货值１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处以１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共传播媒介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处以１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５千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处以１千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拍卖当事人违反第十八条规定，对拍卖人处以拍卖佣金１倍以上５倍以下罚款，对拍卖委托人处以拍卖成交价３０％以下或最高应价１０％以上５０％以下罚款；对竞买人处以最高应价１０％以上３０％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处以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处以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被指定的经营者销售的商品价格高于同期同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水平或滥收费用的，处以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
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商品在地区之间正常流通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者上级机关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被指定的经营者销售的商品价格高于同期同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水平或滥收费用的，处以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被检查的经营者拒绝接受或阻挠监督检查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资料的，处以１千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经营者擅自转移被查封、扣押的财物的，处以相当于该批财物货款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监督检查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三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监督检查部门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处罚，侵害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五条 监督检查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厦门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