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如此断案当构成徇私枉法罪
王 政 律师
法律实践中，不少司法人员对枉法裁判构罪往往存在一种错误认识。不少人简单地认为：只有在刑事案件中，从事侦查、检察、审判职责才可构成本罪。对普通民事或行政案件，审判或执法人员即使因徇私或徇情枉法存在错判也不会构成犯罪。如此认识不仅不符合我国刑法条文的具体规定，而且带着这种理念或想法用于指导司法实践也是非常有害的。本文通过滨州市一劣质化肥坑农案，来说明在民事案件审判中追究枉法者刑事法律责任的必要性。
一、民事枉法裁判问题的引出
司法实践中，民事枉法裁判案件而言，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只不过有些案件枉法比较明显，有些案件稍微含糊一些罢了。怎样才算明显枉法裁判案件呢？试举一例说明：
2006年2月18日，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劳店乡后周村一农民周某在当地购买了同乡村民王玉河销售的山东鲁北（化工）企业集团总公司（山东省无棣县一知名企业）生产的不合格鲁北磷酸二铵用于其承包棉田的施肥，结果造成棉田的大量减产，共造成经济损失十余万元。就损失赔偿之事，周某在同生产厂家和经销者协商解决无望的情况下，便向当地法院对有关责任人提起了产品质量侵权之诉，要求王玉河和山东鲁北（化工）企业集团总公司承担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造成的损害责任。
经过几番周折，阳信县人民法院受理了周某提交的案件，并组成了崔明奎、张连东、董玉峰等人为成员合议庭审理此案。结果此合议庭没发出过一次开庭通知，便在收案两个多月后作出了一份对此案无诉讼管辖权的裁定，即阳信县人民法院（2007）阳民初字第207号民事裁定。法官作出该裁定的主要理由是：被告王玉河系阳信县劳店乡毛寨王牌村农民，不以经营化肥等农资产品为业，且无营业执照，无门头场所。原告周某使用化肥是经王玉河在无棣县华龙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购买，无棣县华龙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地点在无棣县。产品制造商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住址为无棣县埕口镇，本案的产品制造地、产品销售地及被告驻所地均在无棣县境内，该案应由无棣县人民法院管辖。
周某不服此裁定，遂就该裁定向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非常的重视，组成了以姚奎英为审判长、崔珂平和张训东为审判员的合议庭审理该裁定上诉案。但是该案件审理的最终结果是：驳回周某的上诉请求，维持阳信县法院一审裁定。
二、上述案件构成枉法裁判理由分析
（一）事实理由：1、本案属于因产品（鲁北化工生产磷酸二铵）质量不合格而引起的产品质量侵权之诉。2、本案被告人之一——王玉河（不合格化肥的直接销售人）的经常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是阳信。3、本案王玉河赚取产品差价是事实，其不以经营化肥等农资产品为业、无营业执照、无门头场所不影响其从事销售行为成立。也就是说，非法销售同样是销售，法律要求责任人除了承担相应的刑事或行政责任外，并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4、本案不合格产品是直接被王玉河卖到阳信县内的，阳信县属于不合格产品当然的销售地。4、因使用不合格化肥所导致的损害后果发生在阳信，阳信属于产品质量侵权行为地。5、尽管不合格化肥的生产厂家在无棣，如按合同纠纷，无棣县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但是按侵权纠纷，阳信县法院对此案也是有管辖权的，本案受害人有选择诉讼案由和管辖地的权利。
（二）法律依据：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提起的诉讼，产品制造地、产品销售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2、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包括《民诉意见》第33条规定内容）：“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通过以上事实和法律分析，我们应得出非常清晰和明确的结论：即本案受害人周某向阳信县人民法院对有关责任人以侵权案由提起诉讼后，有关审判人员认为阳信县人民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是错误的，将该案移送无棣县法院管辖更是错误的。
如果假定本案审判人员的裁定是正确的，其推理是符合法律逻辑的，所有法院法官都效仿阳信和滨州法院法官的做法，其后果将可想而知。这样，如果是美国人或美国企业制造或销售的假化肥，则所有在中国境内施用此化肥受害的中国人或中国企业要想通过行使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则必须到美国的法院去提起诉讼；如果是中国境内的海南省人或海南省的企业制造或销售的假化肥，则所有在其他省内施用此化肥的受害人或企业要想通过行使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则必须要到海南省的法院去提起诉讼。想一想，哪个国家会制定如此荒唐的法律呢？
本案崔明奎、张连东、董玉峰、姚奎英、崔珂平和张训东等法官如此断案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真是荒唐可笑。很明显，他们是在故意模糊事实、曲解法律、玩弄或违反诉讼程序。这样就使得周某在当地法院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权利救济的愿望完全落空。有关责任人通过销售不合格产品所产生的民事侵权责任迟迟得不到追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此断案，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律、法令的实施，危害国家和司法机关的威信。
三、关于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罪的构成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399条对此罪构成作出了明确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该罪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该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和司法机关的威信及正常活动。司法工作人员，所履行的是人民和国家所赋予的侦讯、检察、审判等光荣职责。他们的职务行为是代表国家和人民来作出的。所以，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他们“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求他们必须忠实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徇私枉法行为是同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格格不入的，任何枉法行为必然侵害到国家司法机关正常职能的发挥和工作运转。因此，坚决地同徇私枉法罪作斗争是维护人民正当权益、维护国家和司法机关威信、保证司法工作正常活动的首要前提。
（二）该罪在客观方面须有枉法的行为。这里的枉法，不仅指刑事案件中的枉法，同样也包括民事和行政案件中的枉法。具体表现为：1、搜集、制造假的证据材料；2、销毁、篡改足以证明事实真相的证据材料；3、曲解或滥用法律条文；4、玩弄或违反诉讼程序等。只要存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可视为存在枉法行为。
（三）该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这里的主观故意一般出于贪图财物、徇亲友私情或挟嫌报复等动机。具体讲就是“明知”。包括明知对方有罪、明知对方无罪、明知法律有这样的规定、明知诉讼程序等情况而故意通过制造或篡改证据材料、曲解法律、违反诉讼程序等方式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的。所产生的结果便是：刑事案件中，无罪的人受到法律追究，有罪的人逃避掉法律制裁；民事和行政案件中，该承担责任的不承担责任，不该承担责任却要承担责任，受害人因为讼累而投诉无门等。这里判别“是否具有明知故意”应根据法律专业人员的一般认知标准来进行衡量，而不应当按照普通大众或百姓的认知标准去衡量。当然，对重大疑难案件，因为客观原因无法调查清楚、对案件事实认识或法律条文理解存在重大分歧而导致错判或误判的，如果不是出于徇私的动机，纯粹属于工作失误，则不应当进行定罪和量刑。当然对个别错案，如果工作人员存在玩忽职守行为、且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考虑按玩忽职守罪处理。
（四）构成该罪的犯罪主体须是国家司法工作人员。按照刑法和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在我国，司法工作人员应包括：1、在刑事案件中从事侦讯、检察、审判和监管人犯的职务人员；2、在民事或行政案件中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非上述人员的枉法行为，则不属于刑法399条的规定内容。
以上便是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罪构成的四要件。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崔明奎、张连东、董玉峰、姚奎英、崔珂平和张训东等法官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399条关于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罪的规定。如果司法工作人员在徇私枉法过程中，还存在贪赃行为，符合刑法385条关于受贿罪规定的，还应当按数罪并罚进行处理。
四、对徇私枉法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和严厉打击的必要性。
“徒法不能自行”，“法不严而有法之莫守”。如果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枉法行为不进行刑事犯罪方面的严厉打击，要想厉行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恐怕只能是痴人说梦。
只所以对徇私枉法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和严厉打击，是因为此类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除了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外，还往往导致如下社会危害后果：1、使有罪之人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2、使无罪之人蒙受冤屈，甚至无端失去生命、自由和健康；3、导致受害人及亲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精神受到严重摧残；4、造成受害人合法财产被侵夺，失去创业和继续发展的机会；5、造成受害人长期疲于讼累、不断上访，产生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只所以对徇私枉法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打击，是因为此类犯罪数量正在不断滋长，已严重影响到社会之和谐。在我国，由于对司法权力的制约制度不够完善，司法权经常被某些不法分子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枉法成本往往非常之低，多数枉法者一般都会找到各种借口逃避掉法律的惩罚，尤其是民事和行政案件中，枉法裁判现象可以说是愈演愈烈。由于法律时常不能保护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致使他们对我国的司法工作人员失去信任、对已有的司法制度丧失掉信心，从而采取极端的或非法的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造成更多的社会隐患，严重影响到和谐社会之构建工作。
只所以对徇私枉法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和严厉打击，是由司法工作人员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所决定的。司法工作人员本身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应是正常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应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如果连执法的人都不遵守自己所维护的法制，为了贪赃或徇情而枉法，那么维护整个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的机制必然会受到严重创伤，那么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力量也必将会成为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力量。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员本身的存在也将失去合理的依据。
只所以对徇私枉法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和严厉打击，是因为此类犯罪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且非常容易发生。司法工作人员本身掌握着司法权力，正如一个人不能当自己的法官一样，他们也不会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司法工作人员熟悉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了某些私利，他们非常善于利用权力去枉法玩弄法律，司法权力之外的力量又往往不足以去纠正和制约他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上例案件中阳信县法院和滨州市中院法官就不会那样明目张胆地曲解法律和枉法裁判了。如果国家和社会不能产生足够的力量去监督司法工作人员的枉法裁判行为，那么社会发展的结果必将是司法的专擅和民权的丧失。
有鉴于此，为民生所计，为公共福祉，国家和社会应高度重视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工作人员清廉制度的建设。对枉法裁判者，必须用重典进行打击。对不胜任司法工作者，必须及时清理出司法队伍，以保证司法队伍的纯洁性。
（欢迎对更多媒体对本文转载）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咨询专家工作规定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咨询专家工作规定
（2013年6月14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主任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健全立法咨询专家工作制度，发挥专家在本省地方立法工作中的智力支持作用，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广东省地方立法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根据本省地方立法对专家咨询工作的需求，按照专业门类健全、知识结构合理、人员规模适度的原则，建立立法咨询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立法咨询专家（以下简称专家），是指由省人大常委会聘请的、为省人大常委会开展地方立法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的从事相关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专业人士。
第四条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在立法咨询工作中应当充分听取专家意见。
第五条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对专家咨询工作的统筹协调。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专家咨询的日常工作。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向专家提出咨询的，各自承办咨询的具体工作。
第二章 专家库建设及专家选聘
第六条 专家库及其专家由下列三个部分组成：
（一）法律专业专家，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诉讼法学和法理学等专业的专家；
（二）财政经济、城建环保、农村农业、科教文卫、民族宗教、劳动社保、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
（三）语言文字专家、地方方言专家、民俗专家。
第七条 专家库专家的结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知识结构，有法学专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
（二）职业结构，有教学科研的专家和实务工作的专家；
（三）年龄结构，有资深的老专家和已成为学科带头人的中青年专家；
（四）比例结构，法律专业专家、其他领域专家、语言文字专家、地方方言专家、民俗专家的人数保持合理比例；
（五）人数规模，不超过八十人。
第八条 选聘专家应当坚持民主、公开、择优的原则，坚持本人自愿和民主推荐相结合。
第九条 入选专家库的专家人选以下列方式推荐：
（一）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推荐；
（二）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推荐；
（三）省各人民团体、省级专业协会推荐。
第十条 入选专家库的专家人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热心参与咨询工作，并有时间保障；
（三）具有高级职称或者丰富的实务工作经验；
（四）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六十五周岁。
第十一条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对各方面推荐的专家人选进行遴选，提出专家正式人选方案，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十二条 专家正式人选方案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后，由省人大常委会向被聘请的专家颁发聘书，并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名义致函专家所在单位。
第十三条 专家以专业咨询组开展活动的，由召集人负责召集。专业咨询组专家推举产生专家活动召集人，由两至三人组成。
专家活动召集人应当按要求做好有关活动的召集工作，反映专家的意见和要求。
第十四条 专家聘期从颁发聘书之日起开始，至本届省人大常委会届满时终止。
第十五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辞职或者解聘专家：
（一）本人提出辞职的；
（二）一年之内两次不参加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邀请的咨询活动的；
（三）因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担任的。
对专家的解聘，由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建议，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十六条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收集专家的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或者工作领域、联系方式等信息，编印成册，印送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工作委员会等，做好专家库及其专家的信息维护工作。
专家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告知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第三章 咨询事项和咨询程序
第十七条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有关专家提出咨询：
（一）本省五年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编制及法规立项；
（二）本省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审议；
（三）本省地方性法规解释；
（四）本省法规清理、立法后评估；
（五）较大的市法规审查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六）全国人大常委会征求本省意见的立法规划草案、立法计划草案；
（七）全国人大常委会征求本省意见的法律草案；
（八）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等监督工作，以及办理议案、建议；
（九）其他需要咨询的与省人大常委会职权有关的法律问题。
第十八条 向专家提出咨询，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
（一）邀请参加有关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
（二）单独拜访、约谈征求意见；
（三）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征求意见；
（四）其他方式。
第十九条 对咨询事项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可以在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听取意见时，按照专业对口原则邀请部分专家参加会议进行咨询；也可以采取单独拜访、约谈等方式向专家咨询。
邀请专家参加会议进行咨询的，应当于召开会议的五日前将会议通知、咨询提纲以及相关参考资料发送给专家；召开临时会议或者紧急会议的，应当提前通知专家。
采取单独拜访、约谈等方式向专家咨询的，应当提前将咨询提纲以及相关参考资料发送给专家。
对专家的咨询意见应当作详细记录。
第二十条 采取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咨询专家意见的，应当将咨询提纲以及相关参考资料发送给专家，并明确提出复函时间。确需作加急处理的，应当向专家作必要的说明。
采取电子邮件方式咨询专家意见的，应当将有专家意见的电子邮件或者信息复制保存。
第二十一条 咨询专家意见时应当附咨询提纲，提纲应当明确咨询的有关内容，包括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中组成人员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各方面关注度高且意见分歧比较大的问题，以及其他重点、难点问题。
第二十二条 专家对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咨询事项，应当认真研究，按时回复有关意见，重点阐明观点、理由和依据；需要书面回复的，应当提供书面意见。
专家不得以立法咨询专家的名义，从事与咨询无关的活动；未经有关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同意，不得向外披露咨询事项中尚未确定和公开的信息。
第二十三条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应当认真整理和研究专家提出的咨询意见，作为工作的重要参考。
对重大问题的咨询、专家提出的重要意见及其处理情况，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应当向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
专家咨询意见应当归入工作档案。
第二十四条 对专家在单独拜访、约谈咨询时提出的意见，应当适时反馈采纳情况。
专家在立法公开、立法论证、立法听证时提出的咨询意见，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规定进行反馈。
第二十五条 应当加强对专家咨询工作情况的记录和统计，内容包括专家咨询的次数、方式等，于每年年底将咨询意见的采纳情况综合后向专家通报，并将专家咨询工作情况作为考核评价专家咨询工作成效和专家库调整的参考依据。
第四章 咨询保障
第二十六条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应当考虑专家的本职工作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工作需要，主动与专家所在单位沟通协调，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立法咨询活动。
专家应当妥善处理本职工作和咨询工作的关系，统筹安排好时间，积极参与立法咨询活动。
第二十七条 应当为专家的咨询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适当的咨询费用，具体办法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制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公开、立法论证、立法听证等规定中对征求和听取专家意见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