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穿 法 袍 的 法 官
——再论律师职业的性质和地位
芦志锋（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律师业——在夹缝中生存的职业
通常，人们总是把律师称为自由职业者。但是，这一“自由”的职业者并不象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对律师而言，他们更象是一群生活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夹缝间的人。站在政治国家的立场上，律师、或曰讼师的存在，即意味着对国家机关及其司法官吏对法律知识和法律解释的垄断权的挑战。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早期，成文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仅仅存在于统治阶级的头脑中。凭借着对法律知识的垄断，统治阶级可以任意对人民科以义务，施加刑罚。尽管后来在平民斗争的推动下出现了成文的法律，但是浩如烟海的律令格式甚至连读书人出身的官吏都不能窥其端倪，更不用说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对众多百姓们而言，“上官府”、“打官司”无疑是一种畏途，而请人帮忙打官司也就在情理之中。正是在这种最原始的对法律帮助的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在高度集权的封建时代仍然诞生了“讼师”这一职业。尽管在一个以权力为核心的专制社会中，讼师的出现不可能改变当时社会的基本形态，甚至讼师本人也不可能有目的去维护司法的公正，但是讼师的出现毕竟部分地打破了官府对法律知识的垄断，方便了一些老百姓伸张自己的权利。这也正是讼师不容于专制社会的根本原因。
尽管经过历史的演进，随着市民权利的扩张和国家权力的分立，法律已经不再是专制统治的工具和专利，而日益成为调整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的游戏规则。但是由于司法权仍然是一种为国家所垄断的权力，由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所把持，普通公民在强大的司法机关面前仍然不免显得弱小和孤单。同时，伴随着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法律规则日益走向复杂化，普通公民面对日益膨胀的法律规范体系同样存在诸多盲区。而精通法律规范的律师，不仅利用其所具有的法律知识，同时还由于律师具有的司法职业者的身份，在与司法机关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能发挥一般公民所不具有的优势。因此，律师在诉讼中实际上行使了一种“平民司法”的职能。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律师的参与，公共司法才不至于发展成为一种专制的权利；换而言之，律师的存在是对公共司法权威的最大挑战。所以律师经常被视为“刁民”的代表而受尽公共机关的排挤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亦官亦商的律师
有鉴于此，如果法律和制度没能在身份上为律师提供一定的保障，律师职业就很难获得其应有的生存空间。因此，历史上律师业比较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当代的西方国家莫不赋予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定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这种情况大致可以用赋予律师一定的“司法性”来形容。所谓“赋予律师的司法性”，并不是说赋予律师司法官员的官方身份，同吃一份“皇粮”，而是指律师根据法律的授权，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具有与司法机关相同的职能和职责。例如：德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独立的司法人员”；加拿大出庭律师与初级律师法第3条和第17条分别规定：“律师属司法辅助人员系列。律师从事司法业务时应着职业服装”，“每一个获准在最高法院担任初级律师的律师协会会员，均为加拿大自治领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员”。 日本和我国台湾省虽然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律师是司法人员，但是法学界和律师界都普遍地把律师尊称为“在野法曹”，以区别于拿国家薪水的司法官员。此外，在英美法系国家，律师除了受理自己的业务之外，还经常要为司法机关服务。例如：美国律师职业行为标准规则便规定，“在法院工作繁忙、法官人数不够时，律师有应法院指定代理法官的义务。”除了代理法官职务之外，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也经常为检察官服务，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①
律师与国家司法制度的这种密切关系在清末的司法改革中就被中国第一批的法学家所发现和认识。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修订完成。沈家本、伍廷芳在上奏刑事民事诉讼法拟请先行试办一折中，对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律师培养的重要性等作了深刻的阐述。奏折称：“盖人因讼对薄公庭，惶悚之下，言辞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诉讼事宜，就能杜绝案件的“枉纵深故”。“各省法律学堂俱培养律师人才”，合格者“给予文凭”，“分拨各省以备办案之用”，“国家多一公正之律师，即异日多一习练之承审官也”。 该奏折明确提出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性，并将律师列为法官的后备人员。尽管历经百年，现在读来仍然令人不得不感叹老一辈法学家的远见智慧。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诞生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对建立律师制度的重要性、必要性同样具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临时政府认为：“司法独立，推检之外，不可不设律师与相辅相制，必使并行不悖，司法前途方可达圆满之域。”明确地把律师和法官、检察官共同列为司法公正的三大柱石。②
除了获得法律上认可的身份保障之外，各方面制度的支持对于维护律师的司法性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外的有关经验，这些制度上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法律职业者一体化制度以及严格的行业自律制度。
首先，由于律师职业与司法公正和人民权利的实现息息相关，国家就必须保证律师本身具有从事司法职业的专业素质。英国和美国普遍规定，获得律师职业资格的前提是在政府或者律师协会认可的法学院取得规定的学位。而取得法学院入学资格的前提条件是申请人已经取得学士学位或者具有相当的学历。在德国，要想成为法律工作者，首先得进入大学的法学院学习。虽然德国的法学院没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院那么严格的入学条件，但是入学者通常要在法学院学习五到六年，期间还要通过两次司法考试。由于法学院的教学和考试非常严格，学生的中途退学率通常高达50%。③
第二，为了避免司法机关出于职业偏见或者出于职业优越感而对律师进行压制、打击，或者鄙视律师的行为而影响到律师开展正常工作，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法律职业者一体化的制度。所谓的“一体化”表明了，在英美法系国家，律师与作为司法官吏的法官、检察官在职业培训、职业资格的取得以及职位的流动上具有很强的互通性。以美国为例，除少数地区的小型法院之外，所有的法官都是其所在州律师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法官都有从事律师职业的经历，所有的检察官同时也都具有律师资格。许多初出茅庐的法学院毕业生，往往还把担任公诉人或者助理检察官的经历，作为其独立从事律师职业前的准备阶段。
第三，律师的司法性不仅仅来自于社会或者国家的承认和赋予，同时也要求律师本身要有严格的职业意识和自律意识。几乎所有国家的律师都成立自己的团体——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制定行业规范并监督其实行的情况。在这些行业规范里，通常都要求律师保持良好的道德情操、职业水平。为了避免经常与商业的客户打交道的律师们染上各种商业习气，危及法律行业本身应当具有的讲究学识与主持正义的形象，各国普遍对律师广告、律师出入各种场合以及律师在媒体上露面进行限制。尽管上述行规似乎过于严厉了些，但出于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国外的律师们普遍都能够自觉地遵守这些“清规戒律”。
三、
时至今日，我国的律师业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初，中国律师的数量已达近十一万人，其中专职律师达63000多人，兼职律师达15900人，特邀律师5900多人，律师助理24000多人。从律师的文化素质看，大专学历的约占律师总数的48.1%，本科学历的占34.8%，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占4.8%，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占0.32%。④从总体的文化素质来看，律师队伍要明显高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然而，这一看似红红火火的群体仍然不得不面对的是同样一个冰冷的现实——低微的身份。就目前而言，大多数中国律师的悲哀不在于生存的艰辛，而是因为大多数的国人，甚至包括律师本身对律师职业所持的蔑视态度。尽管司法机关本身常常因为腐败和无能受到老百姓的痛斥，但是老百姓在大多数情况下，宁可把实现正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认为腐败的司法机关身上，也不会想到要去寻求律师的帮助。这其中或许有历史文化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扪心自问——沈家本等第一代法学家关于培养一个律师群体作为司法公正柱石的设想是否已经被历史，或者说被市场经济的浪潮所湮没？在此仅以立法为例，我国现行《律师法》第二条为中国的律师下了一个定义：“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从这一定义本身出发，我国律师在身份上不仅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相差甚远，也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把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并称为司法三柱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根据这个定义，除了在服务的内容上与一般的服务业有所不同之外，我们很难把中国的律师和其他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区分开来，更无法体现律师工作对社会的特殊意义。
立法上对律师职业的定位和评价过低，不仅与律师职业的特点和律师所肩负的使命有着巨大的差距，同时也压抑了律师主动去维护社会正义的积极性和使命感，而且还极大地限制了律师职业的进一步发展。仅就目前而言，除了高收入和身份上的“自由”之外，我国的律师业似乎很难再有什么可以吸引人才的地方了。许多法学院的毕业生在离开校门后争相要涌入司法机关，却不太愿意去从事律师职业，就是因为社会对律师的评价实在太低。而律师行业发展的滞后，已经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入的瓶颈。当前，随着“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法学界和司法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如：审前证据交换、当庭质证和认证制度、提倡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等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我国司法制度的设想和建议。这些设想和建议无疑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极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无论理论上的设计有多么精细，落实到具体上都需要有人去实施才行。法治社会离不开一个高素质、负责任的律师群体。仅凭理论界和立法者的一腔热血，而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在背后支持，这些美好的设想就很难得到实现——这就好比盖一所房子如果只有设计师而没有建筑师，那么所谓的高楼大厦就永远只能是停留纸面上的空中楼阁罢了。
① 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9页。
② 同上，第15页。
③ 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220页。
④曹秋红：《中国律师业的回顾和展望》，《中国法律》2001年第2期。
天津市商品交易市场管理若干规定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商品交易市场管理若干规定
2006年1月9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促进商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正常交易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商品交易市场是指由市场经营服务机构经营管理、多个场内经营者集中进行现货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
本规定所称市场经营服务机构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资开办，依法设立向多个经营者提供集中现货商品交易场所、设施和物业等服务的企业法人。
本规定所称场内经营者是指具有合法经营资格，以自己的名义在商品交易市场内独立从事现货商品交易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投资开办商品交易市场和在商品交易市场内从事商品交易活动以及进行相关管理活动的，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商品交易市场建设实行统一规划，加强协调和管理。
第五条 场内经营者从事商品交易活动，应当遵守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
第六条 市和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商品交易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和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市场检查机构具体负责查处商品交易市场内的违法行为。
食品药品监督、质量技术监督、公安、消防、环境保护、市容和环境卫生等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对商品交易市场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商会、行业协会配合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协助有关部门对本辖区商品交易市场的周边环境和秩序进行管理。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检举、控告商品交易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经营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为群众监督提供方便。
第七条 正当的商品交易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鼓励外地的经营者来本市从事商品交易活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提供便利条件。
第八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进场执行公务时，应当持证上岗、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按照国家规定着装的，应当着装整齐。
市场经营服务机构的市场管理人员，应当佩戴统一标志上岗。
违反上述两款规定的，场内经营者有权拒绝接受其检查和管理。
第九条 在本市投资开办商品交易市场的，主办者应当设立市场经营服务机构，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
主办者开办商品交易市场的场所应当具有合法使用权。
第十条 市场经营服务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建立、健全市场内部管理机构和制度；
（二）为场内经营者提供经营场所、设施和其他相关服务；
（三）负责商品交易市场内部设施建设、维修和其他经营条件的改善；
（四）负责市场商品交易情况的统计工作，按时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有关市场商品交易情况的统计数据；
（五）督促场内经营者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建立销售台帐；
（六）为进场进行商品检验、检测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场内经营者的真实情况，并协助检验、检测人员工作；
（七）负责核验进场经营者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经营许可证；
（八）为消费者免费提供用于复检的合格计量器具，并公布消费者投诉机构的电话和地址；
（九）负责维护市场内环境卫生、消防、交通和安全保卫等设施，确保相关设施处于完好状态，及时消除各类隐患；
（十）对进场交易的食用农产品进行必要的检验、检测，并做好记录；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 市场经营服务机构应当与场内经营者依法签订书面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督促场内经营者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市场内的秩序，对违反商品交易市场规章制度、公约和合同的行为有权制止和纠正，对市场内发生的消费争议有权进行调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市场内经营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在场内经营者租赁期满或者撤场的情况下，市场经营服务机构应当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并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经营者进行追偿。
第十二条 场内经营者从事商品交易活动，应当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经营的商品属于国家实行许可证管理的，还应当持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
租赁他人转租的商品交易市场柜台或者店铺的承租人，应当重新办理营业执照，并在经营地点标明其真实名称。
特殊情况需要临时销售商品的证照管理，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场内经营者应当遵守市场管理的规章制度，向有关部门提供真实的交易数据，在指定的位置摆摊设点，不得私搭乱盖，不得妨碍消防安全，不得影响环境卫生，不得侵占和破坏公用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止经营的场所或者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场内经营者应当依法纳税，并按照国家和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交纳管理费用。
各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在国家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项目和标准以外收取费用，不得集资或者摊派。违反规定的，场内经营者有权拒绝。
第十五条 下列物品禁止交易：
（一）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厂名、产地的商品；
（二）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或者冒充合格的商品；
（三）过期、失效、变质的商品；
（四）应当检疫而未检疫、检疫不合格或者伪造检疫结果的产品；
（五）掺入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以及其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和规定的食品和包装物；
（六）应当注明而没有注明厂名、厂址的商品；
（七）应当注明而没有注明或者虚假注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的商品；
（八）国家明令淘汰的商品；
（九）走私物品；
（十）国家禁止交易的其他物品。
第十六条 在商品交易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违反国家政策哄抬物价；
（二）强买强卖，欺行霸市；
（三）使用欺骗手段销售商品；
（四）销售不足量商品；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交易行为。
第十七条 市场经营服务机构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违反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违反第（七）项至第（十）项规定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没收经营工具和物品，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责令补足差额，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差额价款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对可能被转移、隐匿、销售的违法财物，经市或者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
擅自动用或者转移被查封物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追回全部物品，并可处以动用、转移物品总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对不易保存、尚有使用价值的扣押物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作价变卖。
第二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市场管理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对扰乱市场秩序或者拒绝、阻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1994年2月21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商品交易管理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