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具有未遂形态，应以１５万元和２５万元分别作为本罪未遂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的标准。在既、未遂形态并存时，只要已售部分达到既遂数额标准，就应整体评价为犯罪既遂。既、未遂并存的量刑模式在两部分均符合相应形态数额标准的前提下，应选择性适用先并后定再调整或先定后并二次调整以有利于被告人；在仅有单一部分达到相应形态数额标准时，不应对另一部分仅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已备受关注，其价值亦越来越受重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犯罪形式，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案数正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也逐渐受到立法者和司法者的重视。于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颁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后又于２０１１年会同公安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分别简称《解释》、《解释二》、《意见》），以加强对商标权的刑法保护。尽管如此，我国现行《刑法》中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尚不完善，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将结合“两高”的相关司法解释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犯罪停止形态展开研讨。
一、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存在未遂形态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否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在理论上是有争议的，其中以下三种观点最具代表性。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不存在未遂形态，理由是“销售金额在５万元以上”这一罪状系本罪构成要件，不符合这一要件的，不构成本罪。这种观点认为，《刑法》规定该罪的犯罪数额为５万元不仅是对犯罪结果的要求，更是对达到犯罪标准的危害程度的要求。[1]第二种观点承认本罪存在未遂形态，但认为本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意图，客观上已经实施、正在实施或者将要实施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即使实际销售金额未达数额较大的标准，也并不影响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本罪（未遂）。[2]第三种观点则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销售行为未完成，但通过其购进的货物价值以及已销售的部分金额可以确定行为人可能得到的销售金额，并进而成立本罪的未遂。[3]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笔者认为其误解了销售金额的概念，从实质上否认了销售金额包括对尚未销售商品的货值金额的认定。根据《解释》第９条的规定，“销售金额”是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这意味着司法解释已明确了本罪计算销售金额时包括了尚未销售的部分。因此，仅根据未达到实际已销售的金额标准而认为不构成犯罪，显然背离了该司法解释所确定的内容。
就第二种观点而言，以销售金额未达到本罪既遂所要求的标准而认定为未遂显然模糊了犯罪未遂的含义。本罪以销售金额人民币５万元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一旦销售金额不足５万元，同时与尚未销售的商品的货值金额累加不足１５万元的，则不构成本罪，而不符合该观点中“实际销售金额未达数额较大的标准，也并不影响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本罪”的结论。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就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而言，按其行为最后停顿时犯罪是否已经完成为标准，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犯罪的完成形态，即犯罪的既遂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未在中途停止下来而得以进行到底、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完全符合《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构成要件的情形。其二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即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主观或者客观方面的原因中途停止下来，行为人的行为没有达到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构成要件的情形。在犯罪未完成形态这一类型中，又可以根据犯罪停止下来的原因或与犯罪是否实际着手等不同情况，进一步再区分为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三种形态。[4]从我国《刑法》规定的实际情形来看，《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一般都是以犯罪既遂为标准的，如果以犯罪的成立为标准，《刑法》一般都会在条文中相应列出。[5]如认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只有既遂形态，而全然不顾犯罪行为并未实施完毕或者犯罪结果并未发生等情况，则未免打击面过大，更无法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在此前提下，对于如何判断本罪的未遂形态问题仍值得讨论。《刑法》第２３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具体判断本罪的犯罪停止形态时，需对是否已经着手以及犯罪结果是否发生进行辨析，以与犯罪预备和犯罪既遂相区别。对此，必须将“销售”的概念予以厘清。从横向角度作广义理解，“销售”包括零售、批发、代销、贩卖、市场销售、内部销售等以任何方式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有偿转让的行为，而不包括无偿赠送、抛弃、购买自用。[6]从纵向视角作广义理解，其又包括进货、储存、运输、出售、盘点、整理、结算等多个行为。笔者认为，在本罪具体判断犯罪着手及犯罪的结果发生等问题时，从横向角度对“销售”统一作广义理解，已基本无争议，但从纵向角度应如何理解，则应当区分情况作具体判断。
《意见》第８条第１款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２１４条的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一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在１５万元以上的；二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部分销售，已销售金额不满５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货值金额合计在１５万元以上的。该条文亦表达了在认定犯罪着手行为时应对“销售”作纵向广义理解。
此外，《意见》第８条第１款还阐述了在判断犯罪结果是否发生时，应对“销售”作纵向狭义理解的结论，以避免尚未售出的部分商品被人为同化为已售出的商品，从而导致对犯罪停止形态的误判。其明确规定了，只要商品尚未销售或部分销售但未达到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标准，以犯罪未遂论。就社会危害性而言，司法者一般均会将未售出的商品依法扣押并销毁，防止其流入市场造成鱼目混珠，以有效防止商标被非法滥用而导致商标价值受损的危害后果。如对此类尚未售出商品的犯罪行为认为是犯罪既遂，则显然无法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平衡。
可以说，《意见》的颁布，对本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的争议起到了定分止争的作用，也为司法实践认定本罪的未遂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数额标准的沿革
本罪既遂的定罪标准十分明确，“两高”《解释》第２条规定，销售金额数额５万元以上是数额较大，销售金额数额２５万元以上是数额巨大。虽然本罪未遂停止形态下判断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曾经缺失标准，但随着《意见》的出台，该问题也趋于明朗化。《意见》第８条第２款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１５万元以上不满２５万元、２５万元以上的，分别依照《刑法》第２１４条规定的各法定刑幅度定罪处罚。显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对于货值金额１５万元以上作为犯罪未遂的起点已无争议，但对于是否应以《意见》中规定的２５万元作为区分本罪未遂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的界限，实践中却仍争议不断，而这一争议也直接导致了同类案件定罪量刑的失衡。
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以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达到１５万元作为未遂犯数额较大的标准，１２５万元作为未遂数额巨大；第二种做法则与《意见》一致，将１５万元作为数额较大的标准，将２５万元作为未遂数额巨大的标准。
为便于理解，笔者必须对第一种做法中１２５万元标准的来源进行阐述。该标准的出现是建立在本罪未遂的数额标准与既遂的数额标准存在一定的数额折算比例的基础之上，且受到《意见》出台前实践中曾一度以２５万元作为本罪未遂数额标准时若干观点的影响。在《意见》出台前，《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本罪未遂的数额标准作出规定，从而导致了实践中对本罪未遂的数额标准不明确。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根据立法技术，在《刑法》分则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的数额标准应当是一致的，但另一种观点则以与本罪行为特征较为近似的《刑法》第１４０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作论据，指出本罪既遂与犯罪未遂不应采取相同的数额标准，否则将导致打击面过大。实践中的争论一度十分激烈，为解决该争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７日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刑事案件中对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行为如何处理的意见》，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销售金额５倍以上的，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该规定的实施，在当时明确了应以２５万元作为本罪未遂定罪的数额起点。然而，这一规定却并未彻底解决问题，该２５万元应当作为犯罪金额数额较大的标准还是数额巨大的标准，在本罪未遂形态下成为了新的争议焦点，因为２５万元恰好又是本罪既遂犯数额巨大的起点。基于该规定，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在没有《刑法》或司法解释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一致的标准，即该２５万元既是本罪构成犯罪未遂的起点，亦是认定犯罪金额数额巨大的标准。这一观点的问题显而易见，即人为地排除了《刑法》条文中“犯罪金额数额较大”的规定对本罪未遂犯的适用——即未遂形态只有数额巨大，从而造成本罪既遂和未遂不同形态在适用法律上不对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本罪在条文设置上既然存在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在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不应否认未遂形态定性为数额较大的可能。但这种观点同样带来了问题，即如何确定本罪未遂形态数额巨大的标准。为解决这一问题，后一种观点又对上述规定中出现的“５倍”作扩张解释，将本罪既遂形态数额巨大标准的２５万元的５倍作为认定未遂形态数额巨大的标准，即１２５万元。[7]
虽然２０１０年５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出台后，本罪未遂犯的定罪起点被明确为１５万元，但针对本罪未遂形态数额巨大标准的争论仍没有改变，依然为１２５万元与２５万元之争。尽管随着２０１１年《意见》的出台，本罪未遂形态数额巨大的标准已被明确为２５万元，实践中支持上述第二种做法者也越来越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意见》第８条的合理性在实践中仍受到质疑，也并未达到统一诉讼标准的效果。
笔者赞同《意见》第８条第２款的规定，认为应当以２５万元作为认定本罪未遂形态数额巨大的标准，理由是，原先两种犯罪停止形态数额标准之间５倍的倍数关系理论依据不足。虽然作为有权解释的“两高”《解释》中确实规定了５万元与２５万元这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本罪数额巨大的标准必然５倍于数额较大的标准。尽管对于本罪既遂形态而言，这两个标准间恰好是５倍的关系，但其并不具有普适性。另一方面，确定１２５万元作为未遂形态数额巨大标准的立足点是将２５万元作为定罪起点，而该起点已被《意见》所否定。此外，即使《意见》未出台，从立法技术角度来看，《刑法》分则条文表述时均以犯罪既遂为蓝本，在无特殊规定的情况下，确定的数额标准当然及于该罪的所有停止形态。以与本罪相似的《刑法》第１４０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为参照，其既遂犯的量刑幅度根据销售金额的不同予以划分，分别为：人民币５万元、２０万元、５０万元、２００万元。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第１条规定：伪劣烟草制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１５万元以上不满２０万元、２０万元以上不满５０万元、５０万元以上不满２００万元、２００万元以上的，分别依照《刑法》第１４０条规定的各量刑档次定罪处罚。将该会议纪要与《刑法》第１４０条相对照，除了起刑点分别为５万元与１５万元外，其余数额标准完全相同。可见，其未遂犯的数额标准与既遂犯是相同的，区别仅在于通过特殊的规定将未遂犯的起刑点提高了。笔者认为，本罪未遂形态的数额标准应当分别为１５万元和２５万元。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司法实践中对于本罪未遂形态数额标准的认识走了一条弯曲坎坷之路，也尽管《意见》颁布后，时至今日仍未能完全扭转原先对《刑法》条文误读的现象，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意见》第８条第２款的确立对正确认识本罪未遂形态数额标准有着积极的意义，而这种积极意义也正在逐渐放大。此外，《意见》第８条的确立，体现了司法者追求改变实践中对本罪未遂形态打击不力局面的不懈努力，同时也契合了当今世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趋势，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
总之，既然《意见》属有权解释，一旦颁布即应成为司法者执法的依据。而犯罪数额标准又是司法人员通过诉讼活动定罪量刑的依据，其本身不具有可塑性，对于已确定的数额标准，理应执行。在这具有进步意义之《意见》第８条已确立的情况下，仍陷于原本不合理数额标准之窠臼，是绝不可取的。
三、既未遂并存的犯罪停止形态辨析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虽然在刑法理论中被归类为数额犯，但其与盗窃罪等普通的数额犯还是有所不同。构成本罪的具体犯罪行为往往存在一定的连续性，是一次一次销售行为的累积。实践中，在查获此类犯罪时，往往是处于部分商品已被销售而部分尚未销售的状态。同一案件中，既遂与未遂共存时，如何定罪量刑，学者鲜有涉及，实践中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幸而这一问题已引起了司法者的重视，《意见》第８条第１款第２项及第３款分别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部分销售，已销售金额不满５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货值金额合计在１５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２１４条的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达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或者同一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意见》实质上为下列两种本罪既、未遂并存的情况设立了相应的判断规则。其一，当已销售部分的数额和未销售部分的数额均未达到本罪既遂和未遂的数额标准，而两者相加的数额却超过本罪未遂数额标准的情况下，以犯罪未遂认定。其二，当已销售部分的数额和未销售部分的数额均已达到本罪既遂和未遂的数额标准，则应以法定刑高的犯罪停止形态论处。当遇到两部分处于同一法定刑幅度时，则在该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意见》虽创新地对上述两种情形确立了判断的规则，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笔者认为，其仍存在缺陷。当已销售部分的数额和未销售部分的数额均已达到本罪既遂和未遂的数额标准时，根据《意见》，以法定刑幅度高者论处或在同一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但《意见》只是明确了犯罪行为的量刑幅度，却并未明确是以犯罪既遂还是以犯罪未遂认定。参考“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６条，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的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可见，“两高”针对诈骗犯罪停止形态的态度亦不明朗，当达到同一量刑幅度时，认定为诈骗罪既遂，在分别达到不同的量刑幅度时，依照较重的规定处罚，笔者揣摩“两高”针对诈骗罪既、未遂形态共存时所持意见大概是一旦未遂部分的量刑幅度更高，则一律认定为诈骗未遂。是否这种标准属于合理？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遇到此类情形时，有仅以既遂论处而不再追究其未遂的刑事责任的做法，有在以既遂论处的同时将未遂作为量刑从重的情节来考虑，当然也不排除有极少的观点认为应以数罪论处的。[8]笔者认为，此类情况应以犯罪既遂定罪处罚。理由是，同一罪名中既遂部分和未遂部分同时并存时，一般应确定犯罪行为的停止形态为既遂，同时排除同罪中的数罪并罚。这是因为，在部分行为已构成犯罪既遂的情况下，如仅因为另一部分行为属未遂性质而将整体行为认定为犯罪未遂，则使得既遂的停止形态处于不确定状态，与刑法理论相悖。当然，将该行为整体评价为犯罪既遂后，必须在量刑上对未遂部分予以一定的就轻考虑。
四、既、未遂形态并存的量刑模式选择
安徽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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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164号
《安徽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已经2004年3月16日省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省长王金山
二○○四年四月一日
第一条为了救助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以下简称流浪乞讨人员），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根据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在所处城市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的人员。
第三条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县级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立助救站。
救助站应当具有与救助管理任务相适应的设施和人员。救助站的地址和求助电话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并根据当年救助工作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对救助任务重，安排经费有困难的，由省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捐款捐物等形式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设立救助站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监督、指导救助站落实救助措施；
（二）对救助站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培训；
（三）协调救助站与其他部门、单位的工作。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应当做好救助站设立（变更）、人员编制核定和登记管理工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监督、指导和帮助救助站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监督医疗机构收治突发急病和患传染病、疑似传染病的受助人员。财政、交通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公安、城管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应当告知其可以向救助站求助；对要求救助的未成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站。
第七条流浪乞讨人员可以向所在城市的救助站求助。
流浪乞讨人员向救助站求助时，应当如实提供本人下列情况：
（一）姓名、年龄、性别，居民身份证或者能够证明身份的其他证件，户籍所在地、所住地的地址；
（二）是否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
（三）流浪乞讨的原因、时间、经过；
（四）近亲属和其他关系密切亲属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五）随身携带的物品。
第八条救助站负责对求助人员的情况进行核查、登记。
对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求助人员，救助站应当及时救助。
对因年老、年幼、残疾等原因无法提供个人情况的求助人员，救助站应当先救助，再查明情况。
对拒不提供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个人情况，或者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求助人员，救助站不予救助，并告知其不予救助的理由。
对故意提供虚假个人情况的求助人员，救助站不予救助或者终止救助，并告知其不予救助或者终止救助的理由。
第九条救助站应当给予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求助人员下列救助：
（一）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食物和饮用水；
（二）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
（三）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联系；
（四）对在站内突发急病或者患传染病、疑似传染病的，及时送医疗机构治疗；
（五）对没有交通费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船）凭证。
受助人员的食宿标准，由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医疗机构治疗突发急病或者患传染病、疑似传染病的受助人员的标准和经费结算办法，由救助站所在市人民政府民政、财政、卫生行政部门共同制定。
铁路、公路、水运等运输单位，应当将受助人员持有的乘车（船）凭证置换为相应的车（船）票，及时安排其搭乘相应的公共交通工具。乘车（船）凭证使用和结算的具体办法，由救助站与运输单位协商确定。
第十条救助站应当按照性别分室安排受助人员住宿。女性受助人员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
救助站对受助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应当给予照顾。
第十一条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救助站可以适当延长救助期限，并报主管的民政部门备案：
（一）等待亲属、所在单位或者户籍地、住所地民政部门、救助站接回的；
（二）正在接受治疗的；（三）等待安置的。
第十二条对受助的未成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救助站应当通知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接回。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拒不接回的，省内的，由流入地民政部门或者救助站通知流出地民政部门或者救助站接回，并送至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流至省外的，由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其户籍所在地或者住所地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救助站接回，送至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外省（直辖市、自治区）流入我省的，由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受助人员户籍地或者住所地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回。
第十三条对无亲属、无单位或无法查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但可以查明其户籍所在地或者住所地的受助未成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省内的，由流入地民政部门或者救助站通知流出地民政部门或者救助站接回，送至其户籍所在地或者住所地安置；流至省外的，由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受助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住所地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救助站接回，送至其户籍所在地或者住所地安置；外省（直辖市、自治区）流入我省的，由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受助人员户籍地或者住所地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回。
第十四条对无法查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也无法查明其户籍所在地、住所地的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由救助站的主管民政部门提出安置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安置。
第十五条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离开救助站的，应当事先告知，救助站不得限制。未成年人和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助人员自行离开救助站，须经救助站同意。
受助人员擅自离开救助站的，视同放弃救助，救助站终止救助。
第十六条受助人员接受救助站提供的必要救助后，应当离开救助站；无正当理由不离站的，救助站终止救助。
第十七条受助人员住所地的县级、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返回的受助人员解决生产、生活困难，避免其再次外出流浪、乞讨；对遗弃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监护人进行教育，并责令其履行抚养、扶养、赡养义务；对无家可归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予以安置。
第十八条救助站应当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安全责任制和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等各项制度，实行规范化管理。
救助站应当如实记载受助人员入站、离站、获得救助的情况等，制作救助档案，并妥善保管。
第十九条救助站不得向受助人员及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受助人员从事生产。
第二十条救助站工作人员应当尊重受助人员的人格，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不准敲诈、勒索、侵吞、损坏受助人员的财物；不准克扣受助人员的生活供应品；不准扣压受助人员的证件、申诉控告材料；不准任用受助人员担任管理工作；不准使用受助人员干私活；不准调戏妇女等。
第二十一条受助人员在救助站期间应当遵守救助管理制度，不得骚扰、辱骂、殴打救助站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受助人员；不得毁坏、盗窃公私财物；不得吸毒、赌博；不得携带和私藏危险品、违禁品；不得传播色情、淫秽物品；不得无理取闹、扰乱救助管理工作秩序；不得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受助人员在救助站内违反救助管理制度或者有违法行为的，救助站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制止；违反治安处罚管理规定，或者有犯罪嫌疑的，救助站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接到报告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第二十二条救助站不履行救助职责的，求助人员可以向主管救助站的民政部门举报。经查证属实的，主管民政部门应当责令救助站及时提供救助，依法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主管救助站的民政部门不及时受理救助人员举报，不及时责令救助站履行职责，或者对应当安置的受助人员不报请当地人民政府予以安置的，依法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二十四条救助站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由主管救助站的民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救助站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