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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积极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系列活动的通知




教基厅［2005］1号

　　2004年暑假以来，在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过程中，北京市组织广大中小学生、教师、家长开展新童谣的编创、征集和推广普及活动，适应中小学生的品德发展规律和特点，得到了广大中小学生的积极响应，对促进中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情趣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创造了校园文化建设的好形式、好做法（见附件），值得各地认真学习和推广。现就结合各地实际推广普及新童谣，创新更多更好的教育途径和方式，积极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系列活动通知如下：

　　一、各地要学习借鉴北京市的新鲜经验，积极开展推广普及新童谣和儿童诗歌的活动。童谣和儿童诗歌具有简洁明快、幽默风趣、朗朗上口、童趣盎然的特点，内容健康的新童谣和儿童诗歌对儿童思想品德的形成、美好情感的培养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中小学校要广泛动员中小学生参与进来，自编自制，广泛传唱。要积极组织一批有志于儿童文学作品创作的作家、教师创作、征集、评选和推广普及具有时代气息和内容健康的新童谣和儿童诗歌的活动。要在中小学校广泛开展新童谣和儿童诗歌编创和咏读比赛，形成“学、编、说、传、唱、演、画、书、用”新童谣和儿童诗歌的热潮。有条件的地方要将活动中创编的优秀童谣和儿童诗歌汇编成册或制作成光盘，免费发放到中小学校。

　　二、积极开展儿童歌曲、小话剧、课本剧的创作和表演比赛活动。围绕“民族精神代代传”、“从小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和“小公民道德建设进学校”等主题，组织中小学生编创、演唱儿童歌曲，开展小话剧、舞台剧的创作和表演、比赛，也可以开展经典古诗文、美文的诵读活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推进小公民道德建设，培育广大中小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三、积极开展小图画、手抄报、小卡通和小动漫的制作比赛活动。围绕学习宣传《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鼓励学生制作介绍、宣传《守则》和《规范》内容的小图画、手抄报、小卡通和小动漫，并进行班级、年级和学校的评比，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的校园行为，引导学生遵守纪律，努力养成良好的校风、班风和学风，引导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和情趣。

　　四、积极开展绿化、美化校园活动，营造健康、优美的校园文化氛围。中小学校要精心组织，让学生们行动起来，自己动手参加教室布置、校园绿化美化、走廊装饰以及学生板报、橱窗的装点和布置，在营造学生喜爱的校园文化氛围的同时，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习惯，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五、《中国教育报》等教育领域的报刊要开辟“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专栏或增设副刊，在2005年集中开展新童谣、新诗歌、新儿童歌曲、小图画的征集和创作比赛活动，并及时介绍各地探索校园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式、新经验。

　　六、中国教育电视台及各地教育电视媒体要加强对校园文化建设活动的宣传，积极落实《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电视新闻和专题片宣传教育片的制作和播出，并通过农村现代远程教育网，广泛向农村中小学传播。中国教育电视台将在2005年暑假期间举办全国儿童新童谣、新诗歌、新儿童歌曲的诵读和演唱比赛活动，在2005年下半年举行中小学生和专业创作人员广泛参与的全国少儿题材动漫电视作品的征集和比赛活动。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中小学校要在校园文化建设的系列活动的开展中，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不断创新适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成长规律、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好经验、好方式，使校园文化建设努力做到贴近学生品德实际，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贴近学生群体，提高教育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用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占领中小学阵地，用正面有益的活动抵制“粗口歌”等不良文化的影响。要注意总结基层和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把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工作推向深入。各地应将落实本《通知》精神、积极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活动的情况及时报我部基础教育司。

北京推广普及《新童谣》经验介绍

　　2004年暑假，北京市有关部门组织编辑出版了《新童谣》并进行了推广。专家、教师、学生和家长普遍反映，《新童谣》开辟了未成年人德育教育的新途径，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新童谣》的诞生

　　近年来，一些内容消极甚至不健康的“灰色童谣”在中小学校园中流行，严重侵蚀着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宣武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校长杨英通过和孩子交谈，觉得应该寻找一种积极健康的形式，正确引导孩子，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启迪。2003年寒假，杨英带几位老师从北京市少儿图书馆的图书中筛选出100首童谣，并编成课本教材。新学期开学后，该校开设了《北京童谣》课程。2003年夏天，其他一些学校也开始了新童谣的创编工作。

　　2004年6月24日至7月31日，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等发起了新童谣征集活动，得到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响应。专设的编辑部每天收到大量来稿，投稿者来自24个省市，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只有3岁，应征作品达19436首。北京少儿出版社专门邀请专家学者组成12人的评审委员会，经过细致的选编，选出1000首入围作品。在此基础上，由童谣专家、幼教专家、教育专家和3名小学生组成的评委会进行终评，编成小学生和幼儿两本《新童谣》精选本，同时还配套出版了一本《传统童谣》，将几代人口耳相传的童谣一并介绍给孩子们。2004年9月，北京举行了《新童谣》首发仪式。

　　二、《新童谣》的推广

　　《新童谣》面世后，全市各小学、幼儿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宣师一附小每周为三年级以下的学生开设一节童谣课，由专职老师授课，采取游戏、节目等多种方式。课堂上，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童谣、吟诵童谣、欣赏童谣。老师引导学生在吟唱中加深对童谣的理解、学习童谣的写法，鼓励他们尝试着创作充满儿童情趣、反映校园生活、富于时代气息、弘扬高尚情操的现代童谣。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发动学生，通过专门创设的网络让学生传唱童谣，还以“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主线，继续开展童谣的征集活动。同学们踊跃投稿，写出了许多富有时代感的童谣。

　　西城区民族团结小学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开展传诵新童谣为主题的班、队活动。学校结合各民族不同学生，配以本民族旋律轻快的音乐，把朗朗上口的童谣编排成了皮筋舞，既唱又跳，深得同学们的喜欢。如今每到课间，到处都能看到同学们唱着新童谣跳皮筋舞的身影。

　　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初步计划，从2004年9月到2005年6月1日在未成年人中推广新童谣：挑选一批优秀童谣，请音乐工作者谱曲，组织孩子们以童谣和童谣歌曲为内容，进行表演和比赛；在全市1600所小学、1430所幼儿园，包括边远山区、来京务工人员的子弟学校，开展赠送《新童谣》图书活动；精选10至20首《新童谣》制成MTV，每天在电视上播出，此外通过在公交移动电视上插播新童谣、请专家围绕新童谣做专题节目、组织以传诵新童谣为主题的班队活动、编排皮筋舞和跳绳操等游戏节目，使简洁明快、朗朗上口的新童谣在孩子们中传唱。

　　三、《新童谣》的效应

　　《新童谣》的内容健康向上，涉及面广，紧紧抓住了儿童的特点，生动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表现了纯真、质朴、美好的心灵。在一些学校推广后，学生们通过说、唱、编、演、画等多种方式开展学习童谣的系列活动，不仅活跃了思维、陶冶了情操、丰富了知识、训练了语言，更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各方反映，简洁明快的童谣对儿童思想品德的形成、美好情感的培养、行为习惯的养成、语言美感的熏陶都有潜移默化、无可替代的作用。

　　孩子们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杨英说，以前，一到课间，楼道总是一片混乱。自从开了童谣课，孩子们“有事干了”，看见什么都想编上几句。新学期开学后，学校组织学生到北京海洋馆参观，没有一个胡打乱闹的。孩子们三人一堆，五人一组，你一言，我一语，编起童谣来了，到活动结束竟编出几十首。杨英深有感触地说，《新童谣》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与认知心理，让孩子通过他们喜欢的内容与形式受到教育，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这一点说，我们不仅仅是开设了一门课程，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德育教育新途径。”现在，学校中到处可听到健康的新童谣。

　　有助于养成孩子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在《新童谣》中创作了5首童谣的宣师一附小三年级学生史文豪说：“在创编和传唱童谣过程中，我长了不少知识，童谣内容总在提醒我要注意日常的行为习惯。”史文豪曾创作这样一首童谣：“我叫自来水，北京水缺乏。大家都要珍惜我，时时刻刻关紧我。不要让我伤心又流泪，无故把我来浪费。”妈妈刘霞说，他不仅平常这样做了，而且还经常提醒身边的人。作为家长，我很欣喜地发现新童谣像一股清泉，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我们希望全社会要创造一种氛围，让孩子们全身心地去听、去讲、去演、去创作这种在欢乐中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新童谣，使孩子能够唱着新童谣健康成长。

　　密切了师生之间的关系。“教学楼，真热闹。杨柳青青花儿俏。同学们，蹦又跳。讲文明，懂礼貌。见老师，问声好。见同学，问声早。爱环境，出新招。校园美，齐欢笑。”这首小学生自己编写的童谣，成了教孩子懂礼貌讲礼仪的德育歌。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的王丽萍老师说，自从学校用童谣进行尊重老师的教育后，学生们从感情上和老师更亲近了。一首好的童谣就是一座和孩子沟通的桥梁。

　　拉近了家长与孩子的距离。放学后、假期里，孩子们与父母共同收集、吟唱童谣，一起做童谣游戏，使父母也回忆起童年时的情景。这样，家长们对孩子更加理解，更加宽容；孩子也感觉到家长的关爱，有话愿意跟父母讲了，营造出融洽的氛围。

　　拓宽了思想品德教育的渠道。北京少儿出版社总编辑刘子君说，我们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少儿读物，但从来没有一本读物能像《新童谣》这样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北京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金波认为，这套《新童谣》丛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童谣内容和形式完全张扬了儿童游戏心理，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具有现实操作性。民族团结小学校长助理常向明认为，新童谣取代了目前流传在学生中的一些低俗游戏，充实和活跃了学生的课间活动，加强了孩子的体育锻炼，培养了孩子的音乐欣赏水平和团队精神，更重要的是将基础教育回归到自然的轨道上，使孩子在无任何压力的游戏活动中接受了思想品德教育。


“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负面影响

伊利集团律师事务部 范志彦


内容提要：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定的治国思想，“性善论”则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础。在儒家的思想统治之下，“人性善”经过几千年的露晒逐渐积淀于整个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和价值形态之中，并对现今的法治产生了消极影响。“性善论”为皇权所用造成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善”的价值体系造成泛道德主义及“性善”导致人格不独立严重阻碍了现今的法治建设。文章认为，推进中国现代法治进程，在批判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必须借鉴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
关键词：性善论 权力制约 泛道德主义 法治



中国古代封建时期把儒家思想作为法定的治国思想，实际上，儒家思想首先是一种伦理道德哲学，其关心的问题是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就是人之所以有理义，之所以有道德之学”。[1]“ 性善论”是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其不但对心性之学，乃至对中国古代的法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几千年的洗礼沉淀给现今的民众留下了深深的烙痕。至今许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及价值形态中仍留有“人性善”的痕迹，这种法律价值心态对现今的法治是极为不利的。
一、“性善论”思想的演进及表征
“性善论”从道德与伦理角度探讨了人性的问题,它的提出发展是历史的产物。“性善论”的内容特征充分反映了封建统治的要求，其理论本身的不科学性决定了其负面作用在所难免。
（一）“性善论”的提出及历史背景
“性，从心，生声”。[2]在中国古代，“性”就是“生”，即“人之初”的“生”。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意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大致相近的。孔子没有明言性善还是性恶，为其后人向不同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孟子继承孔子，首创“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4]孟子进一步认为善有仁义礼智四端，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5] “孟子所谓的‘性善’不是指人具有先天的道德观念，而是说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6]关于人为什么为恶，孟子认为一是客观环境的影响，二是主观上是否有向善的愿望。二者之中后者是最重要的，所以孟子特别强调个人加强自身修养，修回善性。孟子在“性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政”思想是孟子“性善论”的顶峰，也是其终极目的。
孟子之所以从人性入手“正人心，息邪说，拒?行，放淫词”[7]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剧变的历史现实，激烈竞争的政治形势要求哲学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可信度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相对自由的理论环境，严峻的思想理论竞争要求诸子百家只能以理论的深刻性解释现实、探讨现实以立足于众学说之中。道德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理论，人既是道德的主体，也是道德的客体，因此，深入到道德的深层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就不可避免的要从人自身入手，这样才能符合历史的需要。
（二）“性善论”的发展
“性善论”大致贯穿了两千年来的思想史。中国古代的儒家圣人基本都持人性本善的观点。孟子之后，汉董仲舒认为善与性有一定距离，但他并不否认人人都有善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8]尽管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增加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说法，但天命之性本善却是根本。所谓天命之性是 “理”，“理则无有不善”[9]，而气质之性则“一本而万殊”，以此补充孟子人性本善的不够全面之处，如他所说：“孟子说性善，他只见得大本处，未说得气质之性细碎处”。[10]明代大儒王阳明虽为心学家，但也认为“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11]由此，儒家学说虽历经两汉经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变迁，然而儒学者在“人性本善”的倾向上却没有改变。宋代《三字经》开篇就将“性善论”概括为“人之初，性本善”，并将其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可见从宋开始，“性善论”不仅为士人所接受，并已深入一般民众的心里，进一步形成了价值意识形态。
（三）“性善论”的特征
孟子提出“性善论”在当时并未受到统治者重视,但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善与巩固，儒学成为显学，“性善论”逐渐被重视并被后人继承和发展，这与其自身的本质特征是又必然联系的。
1、“性善论”中的“善”是一种价值或更精确的说是一种价值体系。“性善论”中的“善”可分为三个层次，“‘善’首先指的是仁、义、礼、智诸德行和符合它们的德行。其次，‘善’指的是人的优秀性。最后，‘善’指的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价值”。[12]第一层是基础，仁义道德是唯一的“善”，其他的“善”只能是对它的引申、补充。第二层内涵是对第一层的补充，仁义礼智之所以谓“善”，是由于它是人类的优秀性和应具德性。由于它，人才与禽兽动物区别开来。第三层是对前两层的引申拓展，道德之所以是善，是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满足人们的需要。
2、强调尽心知性。“性善论”强调人的本性存在先验的善的同时，认为人有不善的原因即外部环境和自身主观愿望的影响。为了能使人的善性得到保存和发展，“性善论”强调道德修养，存心养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3]道德修养从良心、善端开始，向着仁义礼智诸善德和君子圣人的人格这一目标迈进。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
3、强化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最早的典籍中就出现了宗法伦理思想。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4]君臣父子关系被认为是统治中不可缺少的“大伦”。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君臣父子关系依然看作是最根本的二伦，并进一步提出了“人伦”的概念。孟子认为“人伦”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5]“性善论”强化了孔子的宗法理论，说明了人之所以成为人和人的价值所在。后来，视人伦为人的本性的思想被宋理学吸收，完善为封建的伦理纲常思想。
二、“性善论”对现今法治的负面影响
儒家“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充分肯定了人身上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无疑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16]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善恶作为人们的价值评判是社会的概念。“人之初，性本善”的本质是把后天的概念用到先天的属性上去，即把人的社会属性的善恶移到人的自然属性上，因此，“性善论”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一）“性善论”为皇权所用，致使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
“性善论”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即“内圣”，只要诚心修身，既可成圣成仁，无往而不胜。“内圣”可致“外王”，修身是手段，“内圣”是目的，而前提是人有根本的善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就是以圣贤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鼓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因此，政治上崇尚“贤人之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使其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性善论”自然也为皇权所用，统治者鼓励民众加强道德修养，修回善性。董仲舒把君主神化为“天子”，从而加强了君主的至上权威。君主应该用礼乐教化来达到美政善治的目的，否则，上天就会收回赋予君主的权力。董仲舒思想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在民众都有“善性”的基础上推行“仁政”。“性善论”本身的理论主张及客观上儒学的倍受推崇，使“性善论”成为政治上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统治者利用民众崇尚“贤人之治”的思想而在神化自身的同时提倡民众向善，如此民众才是温顺的甚至是麻木的，封建统治才会永固。“性善论”为皇权所用是其自身的悲哀。“性善论”为政治上的皇权至上提供理论支持，却使披着权力外衣的政治迷信盛行，官本位四处泛滥。“性善论”对皇权一边倒的高扬造就了皇权无视百姓生存的基础习性，致使百姓对权力意志的盲从和普通的从众心理。对于皇权，百姓总是希望是善良的，皇权是最后的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也不必制约（事实上渐渐无法制约）。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匮乏，从而贻误了中国法治进程。
中国古代曾有一定的权力制约机制，但都是维护皇权的需要，预防宰相的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宰相的权力由三省分掌，分工明确而相互制约：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最高权力的皇权却没有完备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当然，形成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也是存在的。制度方面行政司法合一使行政长官本身兼有司法权，权力本身没有分离造成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行政权与司法权本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但置于长官一身，只能自己监督自己，这又体现为儒家的“内圣”思想，强调个人的自省和道德修养，去修善性。对于社会主义法治而言制度方面的阻碍已不存在，关键还是干百年来造就的民众心态，希望统治者积极向善，为政以德，如此便能安心生产。事实上，离开制度的力量，脱离法律的约束，就很难保证人性向善，“善性”造成民众对权力制约的“惰性”，民众缺乏权力制约的观念，如此何谈法治。
现今，人们已经意识到司法权不受制约会产生腐败。公安、检察、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相互制约，同时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的监督权。在行政权上，在规定复议制度的同时，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规定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同时也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但是，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从理论上讲，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无论如何也不会为恶，人民代表大会怎会残害自己的人民？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否是残留在人民思想意识中对善的一个幻想，民众仍希望有一个机构在拥有最高权力的同时又要有恒久的善而不致腐败。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曾指出，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在不少地方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正确的实际上是违法的监督。例如某县法院于1986年以诈骗罪判处某罪犯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赃款6000元依法没收上缴财政。该犯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经有关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检察分院分别复查，均认为申诉理由不成立。1994年，该县人大常委会却作出决定，撤销县法院对这个案件的判决，宣告该犯无罪，将被没收的6000元退还该犯。除此以外，还有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等情况。这些以监督名义代替法院审判工作的违法事例，在全国并不少见，这实际是在法院之上又有了一个审判机关，这与司法独立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可见，在我们法治的周围，仍存在一定的权力真空。对一些机关的权力制约不健全，使其仍有滥用权力的空间和侵犯个体权利的可能。所以，推进法治，必须健全对权力的制约机制。
（二）“性善论”造成泛道德主义，不利于法治建设
“善”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完善和补充了道德之善的内涵。道德之所以谓“善”，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之所以要遵循仁义道德，就在于仁义礼智人之固有，克己遵循，则能“尽性事天”；就在于仁义是正路坦途，遵循之可富家保身；就在于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以仁义待民等等。符合道德的便是“善”的，导致了道德越位扩张，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手段。
道德的越位造成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法律、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个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17]儒家推崇“仁政”，构建了“善”的价值体系，却造成宽、信、孝、惠、敬、勇等一切道德观念都归于“善”的统慑。“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扩张而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另外，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须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道德教化，弘扬人的善端，便可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统治者对民众采用道德教化手段，使他们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籍此，社会上出现矛盾即可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道德泛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泛道德主义对法治建设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在于它造成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从而助长了司法腐败。“人性善”重视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个人的道德需要和精神鼓励，却蔑视物质利益，忽视了个人主义，个人情欲对社会本位主义的制衡与冲突作用。以司法官员的廉政建设为例，廉政办法中多是道德层面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塑造廉政形象，奖励多以精神奖励为主，辅以少量的物质奖励。这样忽略了司法官员的其它需要，甚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司法官员有道德要求，但这种需求以生存为基础。“性善论”主张人的道德存在高于生命的存在，“君子忧道不忧贫”。[18]实际上，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不能满足，又如何去饿着肚子空谈道德呢？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就不可避免了。在现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一方面要求司法官员严格执法，做道德楷模，另一主面却不得不用低薪奉养司法官员。司法官员个人的情欲主义无法满足，也就无法确立司法从业人员的崇高社会地位。所以，有效推进法治进程，把法官的道德需要建立在充裕的物质基础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三）“性善论”导致人格不独立，影响了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性善”多指良心本心是伦理方面的孝亲敬长的是非之心，孝敬为善，反之为恶。孟子反复强调，人人均知爱亲敬长，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19]。董仲舒认为的至善即“圣人之善”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20]在儒家宗法伦理观念的诱导下，民众在内心形成了一套伦理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断的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向善。
“性善论”强化伦理道德观念，重申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以“人性善”为哲学基础构造的宗法社会注重身份规则，身份规则界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同时也就界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权利、义务，藉此成为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的根本尺度。宗法伦理注重的身份规则之所以不会产生独立自由的市民身份，是因为在封建时期，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具体的说，都是家族的摹本，即便是国家也是如此，“古人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21]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对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由于传统“性善论”的影响，使民众对个人人格的独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他们的法律意识中最多的还依然是与生俱来的“善”性。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利等法律观念的培养，“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封建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三、合理借鉴西方法文化，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而权力是恶的平方”，[22]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23]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因而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可能就不配称作法律，西方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西方相比，受“性善论”影响，传统中国认为“善”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合善的便是道德的。所以，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本性而非客观，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必须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不能脱离道德，指导法律的道德只能界定在公平、正义、理性而非其他。社会主义法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包含着立法者关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必须纠正人性善造成的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轻视个人尊严、价值和权利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经济基础的投入，这样才会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再次，克服人格的附属，不独立、不自由之弊，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人格制度。“西方的法律秩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虽然有变革，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商业性、市场性法律秩序”。[24]这种法律秩序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生来都应有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只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处于可与任何人订立契约，独立处理自己的权利义务，互相有偿给付利益的平等地位。这种法律秩序是西方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则不然，在封建社会，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自闭体系，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商品生产交换关系。经济条件本身不具备，“性善论”等统治思想长期对民众的麻木，造成中国法治的积弱积贫局面，因此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身份或人格从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因为这种身份或人格不存在，所以现今的法治才要靠外力来改变。借鉴西方法文化，重心在于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培养民法所要求的人格独立。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观念确立，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足进步。同时也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及价值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法律意识的根本转变。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贻误了法治进程。在新世纪之初，使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落实到实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民族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因素的同时，我们要依据国情，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总之，中国法治应具有中国特色，应具有国人易于接受的内容和形式，法治的进步必将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导论第1页。